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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編者按】今天是一·二九運動80周年，清華等校的一·二九合唱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但是這些高唱革命歌曲的精英學子們，是否真能夠領會一·二九運動的精神實質？一·二九運動既是一場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場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運動。在運動中，兩千多名知識分子走進農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儘管不少女學生一開始是穿著旗袍和高跟鞋下鄉的，但艱苦的鄉村生活最終教育了他們，觸及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促使他們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在今天，紀念一·二九運動的最好方式，應該是到廣闊的工廠和農村中看一看、干一干，了解普通勞動者的所思所想，了解他們實際的工作和生活狀態，這才是對革命傳統最好的繼承方式。
我是1935年11月入黨的，與蔣南翔同志差不多時間，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們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紹入黨的。小舟同志是師大學生，1935年夏畢業，畢業後在兩吉中學當教員。
首先談一點我所知道的有關黨的領導問題。
北平市委於1934年8月被破壞，市委成員被捕。這件事聶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當時尚未入黨，不清楚細節，是事後聽彭濤同志說的。
北平市委被破壞後，當時北方局指定北平團市委暫時代替市委的領導工作。團市委是王學明同志負責，他當時是東北中山中學學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後任財政部副部長，已去世。
團市委組織了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沒有正式的市委。臨委委員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學明，還有彭濤同志，當時他姓龐，已去世，是輔仁的學生；他愛人是高慧如同志(現患鼻咽癌，化工部醫藥局局長)是師大女附中的，與彭濤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黨的外圍組織民族武裝自衛會，負責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從參加民族武裝自衛會而後加入黨的。1934年底放寒假時，我和蔣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紹加入民族武裝自衛會。當時北平有世界語學會，清華有分會，我是學世界語時與周小舟認識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紹我入黨。
那時北平有公開的世界語學會；學會裡面有兩派勢力，一派是和平主義者，一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平主義派比我們學世界語學得好些，因為他們不搞別的活動，強調學習，出刊物；我們是想通過世界語學會搞革命活動。當時有兩個口號：他們的口號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們的口號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語學會開訓練班，清華有人參加。清華世界語分會負責人是李選青，是中間偏左的群眾。我在訓練班與周小舟同志相認識。蔣南翔、陸璀同志也參加了訓練班。我有一張學世界語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後來，小舟同志又發展我們參加民族武裝自衛會，記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參加的，蔣南翔、黃誠、吳承明都參加了民族武裝自衛會。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裝自衛會發起組織黃河水災賑濟會，這是臨委成立後的一個公開組織，對外公開活動，並且是向國民黨社會局立過案的，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開民族武裝自衛會。參加者有：周小舟、彭濤、黃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黃敬當時尚無黨的組織關係，原名俞啟威。過去是青島大學學生，1932年在青島被捕，後由其叔俞大維(後曾任國民黨國防部長)於1933年從濟南反省院保釋出來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數學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團市委組織部長。當時正值黃河大水災，由於國民黨憲兵三團在北平，難於公開活動。因此，我們就決定由民族武裝自衛會發起組織黃河水災賑濟會，利用它進行公開活動。
關於北平各校學生會，取得學生會領導權的有清華、燕京和東北大學。
在清華，我們是利用暑期同學會取得領導權的。放暑假期間，不少同學回家了。別人要走，我們不走，搞統一戰線活動，就取得了領導權。當時推了一位中間群眾，叫劉毓珩的當學生會主席(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改名陳其五)，我是以清華暑期同學會的代表名義參加黃河水災賑濟會。會址設在女一中。為什麼放在女一中?以它為中心?當時女一中校長孫蓀荃，還沒有嫁給譚平山，後來與譚平山結婚(解放後任國務院參事，已去世)，她在教職員中比較左一點。她在女一中後院給了我們一個大房間活動，所以賑濟會就設在這裡。水災賑濟會推選了一個不問政治的女一中學生吳閨箴來當主席。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黃河水災賑濟會聯繫了一批學校的進步學生，公開在街上為救濟水災募捐，於是有二三十個被搞垮了組織的學校逐漸集中起來了，活動開展得比較好。大約募捐所得有二千來元(白洋)。我們送了一部分捐款給山東，是派了一個代表團送去的。清華社聯的牛蔭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約500元備用。這筆錢即後來「一二·九」運動的經費來源之一。「一二·九」後，宋慶齡送了一筆錢，約100多元。是通過張申府送來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幾百元。這些就是我們搞「一二·九」的活動經費，如印傳單之類，就靠這些錢。
對當時形勢的看法，北平臨委中有爭論，分裂成兩派。一派以王學明為代表，一派以彭濤為代表，周小舟不是臨委委員，但他是支持彭濤的觀點的。現在看來，王學明是代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他們不贊成搞統一戰線，不贊成發動群眾運動，不承認處於民族解放戰爭的前夜；不贊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堅持要提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和擁護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口號；也不贊成爭取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的口號，說這個口號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彭濤，包括小舟和我們這些剛入黨的新黨員，不贊成他們那些口號，我們提出的口號是與之相對立的。
由於對形勢看法上的分歧，臨委分裂了，連開會都開不起來。
有一種說法是不對的，即「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過去有人說是清華提出來的，不對。這是燕京首先提出來的。當時是由燕京的陳絮負責起草北平學聯對時局的宣言中提出來的。這不是清華的發明權，不能掠人之美。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正式成立。當時為了提出口號，爭論得很厲害。當時學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們的口號來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認識。但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八一宣言》。當時我們是從《共產國際通訊》(英文)、《共產國際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報告《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並開始知道和認識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
這些英文刊物怎麼看到的呢?當時北平的北京飯店一樓，有一個法國人辦了一個法文圖書館，實際上是書店。賣英文書籍，也賣《共產國際通訊》、《共產國際半月刊》，還有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我們懂英文，書店又是公開賣，所以我們進去看，看了就買回來。看到這些，我們真有點如獲至寶。《八一宣言》中的統一戰線思想是明確的，我們受到它的影響大。
北平臨委開不成會，彭濤就多次催王學明開會，他不開。怎麼辦?彭濤就來和我們商量，我們說他不開會就自己干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幹起來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第一次召開會議。地點在中國大學。會議指定燕京的陳絮起草宣言。選舉了郭明秋為學聯主席。學聯設在女一中，這也與女一中校長提供活動地方有關。這是我們在城內活動的唯一據點。印刷學聯的刊物或傳單，是由北池子的一個私商辦的「大學出版社」承擔。由於是私商，他願承印，多收一倍錢，替我們保密。《清華周刊》也是這裡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為清華學生會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學聯秘書長。當時清華學生會的領導權在我們的手中。為什麼能如此，因為我們曾發動了一個反對拖屍(TOSS)運動，得到了一年級學生的擁護，因為一年級學生最多。所謂拖屍，是美國大學的風氣，高年級學生欺負一年級學生的辦法，完全是惡作劇。一是把新同學抬起來，如反抗，就扔到體育館游泳池裡；二是開聯歡會時，各年級都戴上帽子，但給一年級學生戴上一頂綠帽子。一年級學生意見很大。我們一年級進步學生比較多，開聯歡會時，我們拒絕戴，把綠帽子撕掉了。高年級(四年級)同學說我們一年級新生破壞傳統，揚言要打我們。我們一年級學生也不甘示弱，還準備武鬥，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還買了一把刀子。這樣，就把一年級學生團結組織起來了。我們這些人，黃誠、吳承明(後來脫黨，到了美國，參加了國民黨，現在還是為黨積極工作的)、楊述、楊學誠，都是1934年十級的積極分子。（1935年12月9日清華大學女學生陸璀向被阻在西直門外的學生演講）
當時北方局派了一個聯絡員來，與我們取得了聯繫。聯絡員叫李常青。他找臨委幾個人談話，他兩邊都聽，既聽王學明的，也聽彭濤的，也找我談過話，但不表示態度。
那時北方局書記是高文華，組織部長柯慶施，宣傳部長李大章。在「一二·九」運動前，我沒有聽說他們表態支持。我感到北方局無明確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幹起來了。我們組織了一個事實上的核心小組，但無名義。有四個人：彭濤是頭，黃敬(他當時未恢復組織關係，「一二·九」後才正式恢復)，還有郭明秋(她當時不是黨員，是團市委組織部長)和我。我們四個人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擔任北平學聯總交通的是孫敬文同志(鏡湖中學學生，現任化工部部長)，他聯繫各學校。
當時聯繫的渠道除極少數黨的組織外，一是民族武裝自衛會，一是黃河水災賑濟會。我也與很多學校的人見過面，談過話，但不固定，不如孫敬文同志知道多。
為什麼運動確定在「一二·九」這一天?因為這一天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日子，搞所謂華北特殊化。我們就定在這一天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
我們四個人中，黃敬最有經驗，他是1932年入黨的。「九一八」後，他參加過學生運動，聽他自己說，入黨後是青島市委組織部長。彭濤是領導我們與王學明作鬥爭的。小舟未參加「一二·九」運動，他主要搞教職員工作和「語聯」方面的工作，所以未直接參加「一二·九」運動。小舟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他當時住在景山公園旁邊，我常到他那兒去。
谷牧同志是搞「左聯」的，沒有職業，寫詩，辦「泡沫」刊物，我們沒有直接聯繫。
斯諾原來的夫人佩格，說斯諾領導了「一二·九」運動。不是那麼回事。因為有整個華北的大形勢，有我們黨在組織和發動「一二·九」運動。這件事鄧穎超同志後來曾找龔普生、陸璀和我談過一次，向佩格作解釋，我說情況不是如她所說的那樣，她不了解情況。她那種講法可能有理由，因為她以一個同情中國學生運動的面目出現，我們也經常與斯諾夫婦有聯繫，黃敬住過他們家，我也去過她家，吃過飯，經常談的是有關中國革命和當時的形勢。所以她也了解一些情況，但她並不知道我們黨的情況。
燕大的情況，黨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在學生會、世界語運動搞新文字運動、學聯工作，屬於公開活動黨員，我未作過黨的秘密組織的領導工作。
蔣南翔同志，劉傑同志(現河南省委常務書記)都作過西郊區委書記。他們可能知道。
陳絮是如何找到我的?記得在1934年冬的一個夜晚，我到燕大去貼傳單。這些傳單是我自己刻蠟紙、自己油印，是用清華辦的夜校油印機印的，然後卷了個卷，帶了漿糊去貼。那天夜晚在燕大圖書館快關門時，我去貼在報紙欄下邊的木板上，貼完後出來碰到陳絮。他拉我的手，拉了他一手的漿糊。第二天，他找到我。他問昨夜傳單是不是我貼的。我說，是我貼的又怎樣?他告訴我說：「我是1931年在福州參加共青團的，反立三路線時，開除了我。我現在找不到組織關係。」當時我還不是黨員。我就把他介紹給周小舟同志。(陳絮是溥儀的太子太傅陳寶琛的孫子。他中文造詣很深，所以由他起草寫了北平學聯的宣言。他於1938年通過我去延安，在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當過劉少奇的秘書。但是，他後來跑了。)從此以後，我認識了陳絮，並認識了黃華、陳翰伯、龔普生、龔澎等同志。我與斯諾的認識，也是從他們那兒來的。
劉少奇何時到北方局，我不清楚。我認為1935年底未到北平。根據是什麼?李常青在「一二·九」後回去給北方局匯報了「一二·九」的情況，北方局派了林楓同志任北平市委書記。調走了臨委的王學明，也調走了彭濤，各打五十大板。之後，林楓同志就直接與我發生組織關係。他大約是在1935年12月下旬來到北平的，那時我們已確定了南下擴大宣傳。南下是12月26、27日走的。
彭真同志何時到北平，我也不清楚。他於1935年冬出獄後，做什麼我不知道。我是在1939年才認識彭真同志。
林楓同志12月27日，或28日見到我，地點是在北平匯文中學樓下的一個地窖子裡(這時女一中已不能住了)，鄧力群同志(匯文中學學生)在外面站崗放哨。
這時，南下擴大宣傳已走了，彭濤、黃敬帶隊，決定我不去，留守北平。
林楓見到我時的第一句話是：北方局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現在有無辦法找到魯迅?我回答：不知道，但可以打聽一下。這時打聽到鄒魯風同志，他可能通過曹靖華去上海找魯迅。林楓交給我一封寫給魯迅的信，希望通過魯迅轉交中央。此信是由我交給鄒魯風的。他於12月31日去上海。這說明北方局當時與中央失去了聯繫。
1936年4月，林楓調離北平。他臨走時告訴我，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到了天津，即劉少奇。林楓走時將郭明秋帶走了，和林楓一起住機關。林楓來北平後，於1936年1月，在南下宣傳後正式組成了北平學聯黨團。當時指定了五個人負責：我任黨團書記。郭明秋、孫敬文、黃敬、王其梅(王時傑，民國大學學生。解放後任西藏工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故去)。
關於「三三一」事件。因為王其梅被捕，林楓不讓我出來，我沒有參加，是由黃華同志負責指揮。「二二九」大逮捕後，我已不能公開活動了。以後是黃華把情況告訴了我。當時，劉少奇以KV署名寫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文。我認為此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在當時，起碼防止了運動走到小圈子中去，對擴大統一戰線是起了作用的。如果拿毛主席的11月提綱來劃界限的話，國共合作前，應該說劉少奇是執行了反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正確主張。當然，可能那篇文章有些地方寫得過重了一些。「三三一」是否已到了那種程度?但它起碼是端正了運動的方向。我們黨內「左」傾有其長期的傳統，從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這是「左」傾傳統。這篇文章的主流是對的。這純粹是我個人的看法。這篇文章我沒有再看。
1936年4月，林楓走後，是黃敬聯繫我。不久，黨調我去天津工作。1936年底或1937初黃敬任北平市委書記，直到「七七事變」。周小舟同志1936年初調走了。他與翦伯贊有關係，調他去搞同國民黨談判的工作。中間還有哪些人?彭真、李葆華、李雪峰、安子文都在北平呆過。但書記是誰，因為我調到天津工作，所以不知道。估計南翔同志知道(是指1936年4月到年底這段時間)。
「二二九」大逮捕的情況：「二二九」頭一天，我因考慮到清華要大考了，就問林楓我的學籍還要不要?因為快要考試了。林楓說，你還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個學籍也好。我原來是學化學的，搞運動，搞工作，書念不下去。我的普通化學，要經常做實驗，我沒有時間去做。結果張子高先生只給了我60分。這樣，我只好轉入歷史系。「二二九」當天早上，我從城內米市大街坐了校車回清華，還帶了一本《共產國際通訊》在校車上看。因為考試期間，別人早已回校了，所以校車上只有我一個人。校車到了西校門口，我下車後立即被警察特務包圍了。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就隨便回答說，叫丁則良，因丁則良是一個中間群眾。警察就把我關在校衛隊屋子裡，當作逮捕的嫌疑犯。不久，警察把蔣南翔抓了進來，又把方左英(聽說現為南開大學教授)抓了進來。方左英不是黨員。他們兩人被捆起來了。我沒有被捆，我們見面後互不談話。最後是由民先隊員打進來，把警察特務趕走了。這時，在學校里是南翔負責指揮，他通知我到馮友蘭家裡去避一避，還有黃誠。我們就在馮友蘭家的廚房裡呆著。到了晚上二時許，國民黨軍警派人來見馮友蘭，很客氣地問了馮友蘭，家裡有沒有人?有沒有學生躲在屋子裡。馮友蘭回答說沒有。結果，未搜查到我們。第二天早上六點鐘的樣子，這時軍警已撤走了，我離開了馮友蘭家，出門碰見了蔣南翔從古月堂出來。我對蔣南翔同志說：我走了!蔣南翔點了點頭。於是，我就跑到新齋，翻牆而出，不敢走西直門了，而是繞德勝門進了城。
南下擴大宣傳回校後，大家研究如何組織起來，覺得原來民武會不行，圈子太小了，也太紅。於是醞釀搞民先隊。林楓、黃敬、我三人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我住在那，一起討論清華民先隊組織。討論誰當民先隊隊長時，林楓指定黃敬當民先隊的黨團書記；黃敬推薦李昌當民先隊長，因李昌在南下擴大宣傳中表現不錯。李昌是清華十一級學生，「一二·九」那年夏天進清華的。
「一二·九」遊行醞釀了很久。但不是在斯諾那裡醞釀的。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成立後，即開始醞釀了。遊行前夜，12月8日晚上，彭濤、郭明秋、黃敬、孫敬文、我五個人，在女一中商量研究決定第二天搞遊行。這一下孫敬文就忙得不得了，跑交通，搞聯繫，非常忙。而「一二·九」用的傳單早在12月6日就付印了，並租了一部出租汽車，運到女一中。
「一二·九」當天，參加的學校比較少。北大未拉起隊伍。當遊行隊伍經過沙灘時，黃敬就叫劉導生出去敲鐘。劉導生就反問黃敬，你為什麼不去敲?於是黃敬才去敲起鍾來。
「一二·九」沒有什麼其他準備，決定黃敬在隊伍中指揮，決定我和郭明秋在西單亞北咖啡館指揮；並約定11點在新華門請願後，在王府井匯合集中。
「一二·九」後又進一步醞釀發動工作。「一二·九」到「一二一六」之間，各校組織猛烈發展。「一二一六」是有準備的。12月15日夜晚在長安飯店(在王府井拐角處，已拆掉了)開會研究部署。由我和郭明秋去開房間，加上彭濤、黃敬，我們四個人以打撲克牌作掩護，打了一夜撲克，邊打邊商量和確定第二天再搞一次遊行示威。遊行的路線圖也是當晚確定的，準備在天橋開大會。黃敬同志扶著電車向群眾講話，下為宋黎同志
第二天一早，我通知北平大學等校，郭明秋、孫敬文也分頭聯繫通知。
「一二一六」參加的學校多了，隊伍猛烈發展。「一二一六」後又如何辦?「一二·九」未抓人，給水龍頭衝散了。「一二一六」被砍傷了幾十個人。翁文灝的女兒翁燕娟也受了傷。因此，感到老這樣搞下去，不是好辦法。這時大家都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
「一二一六」後，在彭濤同志家，即西單辟才胡同洋車廠里的一間小屋子裡開會，開了一夜。參加者有：彭濤、黃敬、郭明秋、我、高慧如。黃敬首先提出擴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響，分三路徒步南下擴大宣傳。
提出南下宣傳，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一二一六」後，因為已到年底了，國民黨宣傳提前放寒假。放假前，國民黨與我們舉行過一次談判。大約在「一二一六」後幾天，國民黨派出師大教務長楊立奎，是個很反動的傢伙，他正式表示代表蔣介石來與北平學聯負責人談判。我們事先討論去不去參加談判，討論結果決定去。黃敬、郭明秋、我三人去的。地點是在西單西黔陽飯店(即現在的鴻賓樓)，由楊立奎出面請客吃飯。楊立奎提出蔣委員長關懷北平學生運動，學生運動是愛國的，願出經費，希望能聽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和指揮。顯然，這是想把我們拉過去。他還講了蔣委員長準備如何抗戰。事先我們與彭濤同志商量過，由黃敬出面作答。黃敬說，我們學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要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國民政府光講支持，不行，要看行動。如蔣委員長有抗日行動，出兵抗日，我們擁護。我們要看蔣委員長什麼時候停止內戰，有抗日行動，我們就擁護。否則我們不能表示支持國民政府。
鬥爭很尖銳。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平津學聯，宣布放寒假。
這時，我們顧慮的是一放寒假，大家就回家了，人少了，少數進步分子就顯得孤立了，就有可能被抓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黃敬主張要想辦法把人儘可能集中起來。國民黨政府放寒假，我們就把人集中起來，並提出搞一個宣傳隊出去(後來實際上二千餘人，天津出了幾百人)，這樣他們就難辦了。那天在西單辟才胡同洋車廠彭濤同志家裡開會談的主要內容，就是這些。當然，討論中也討論過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問題。至於到工人農民中去，與工農結合，當時尚無此明確認識。因此，南下宣傳除了擴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響外，主要是要搞一個對付國民黨政府放寒假的對策，不致使各校被各個擊破，同時也鍛鍊了二千多積極分子。
當時，我們也考慮過武裝暴動，考慮過策應紅軍東征，但力量不夠。
這些就是決定南下擴大宣傳的情況。
南下宣傳團，黃敬當隊長，彭濤為政委。我留守北平。出發時間約在12月26日或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