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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就會想到在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我國東北,又把侵略矛頭指向華北。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節節退讓,加速了民族危機的到來。1935年7月,簽定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國民黨政府取消了河北省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日方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同時禁令全國的反日活動。民族危亡的烏雲籠罩在華北上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清華大學和當時北平的大中學校的同學們在這種形勢下,要求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利用清華地處北平郊區的有利條件,建立了清華學生救國會,在12月初全校學生大會上提出了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遊行請願的建議,獲得通過。全市大中學生聯合在12月9日進城遊行。清華學生步行進城到西直門、阜成門、廣安門、西便門都受到武裝軍警的阻撓。同學們沿途散發了由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起草的《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響亮地提出了「華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呼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時刻,中國青年學生抗日救亡的最強音。12月16日是反動當局原預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日子,北平黨組織決定在這一天再一次出動大示威。清華等校組成先遣隊提前一天進城,同時大隊同學沖開了西便門的城門,與城內學校的同學會合在天橋舉行了上萬人的市民大會,後遊行隊伍又到外交大樓示威,發揮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清華大學的學生在黨的領導下,在「一二·九」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遊行以後,北平市地下黨組織為了擴大影響,決定組織抗日救亡宣傳隊,南下到工人農民中去,宣傳抗日救亡。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等校同學組成第三團,經過盧溝橋、涿州到達河北固安。沿途進行演講、演出、訪問農戶,幫助中小學校組織救國會等。在固安,宣傳隊的活動受到當地警察的阻撓,被強行押送回北平。這支隊伍回到北平以後,組建了抗日的先進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青年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鬥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線,成為華北和全國救亡運動的一支骨幹力量。
「一二·九」運動以後,清華大學的地下黨組織繼續領導學生與反動當局進行反逮捕鬥爭,貫徹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廣大師生,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以後,日軍占領北平,學校被迫南遷。在「一二·九」運動中鍛鍊成長起來的大批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走上抗日鬥爭的最前線。有的參加東北抗日聯軍,有的到華北敵後參加游擊戰,有的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有的到延安,也有的隨學校南遷到昆明繼續學習。他們為抗日戰爭貢獻了青春年華,有的還獻出了他們的寶貴生命。張甲洲、沈崇誨、黃誠、楊學誠等同志犧牲時年僅二十餘歲,最大的31歲。他們是祖國的優秀兒女、清華的抗日英烈。在抗日戰場的廣大校友經過抗日戰爭的洗禮,得到鍛鍊提高,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骨幹,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運動發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陝北之時,紅軍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促進了全民抗戰的發動。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的講話時,說:「紅軍經過了萬里長征,在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吳起鎮。當時敵人還在進攻我們。……在12月10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裡好不歡喜,紅軍同志完成了這麼偉大的長征,學生同志在北平發動了這樣偉大的救亡運動,兩者都是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鬥爭,其直接意義都是推動抗日戰爭。所以,『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講,是抗日戰爭準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劉少奇同志也說:「從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來講,『一二·九』運動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標誌。從此,中國反動勢力逐漸後退,而新的革命運動則開始逐漸高漲。」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也是「一二·九」運動70周年。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關心國際國內形勢,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繁榮強盛,讓任何侵略勢力不敢進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