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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前，世界上存在著資本主義的西方和社會主義的東方兩大對立陣營。很有意思的是，兩大陣營都號稱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並且指責對方的民主體系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由此掀起了關於「民主及其正確制度」的解釋和爭議;並且，基於意識形態立場的根本差異，對於建立何種國際政治關係、世界政治格局也存在不同理念。
冷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5個減少為5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頹勢，一時間西式民主在全球形成大潮趨勢，世界「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走向衰微。西方世界認為，他們推行的自由民主取得了「全勝」，有關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之爭就此告一段落。憑藉對民主概念的壟斷性闡釋，西方國家占據了國際政治制高點。然而，2008年以來，「始於西方的國際金融海嘯深刻暴露了
西方政治體制的危機，政治對抗、金錢政治、決策不暢等政治頹勢，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中國模式」初具雛形，其成就令人矚目。但在理論和現實的面前，我們仍需要推動和引導民主研究和國際政治議程的轉向。
通過深刻反思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民主及其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線索，我們可以分析其內隱動力對世界政治與格局的深層促變。
何種民主?誰之掣肘?去向何方?
眾說紛紜的「民主」迷霧
「民主」是當今國際上使用最廣、也最富有爭議的政治概念之一。東西方世界的學者、政客紛紛熱議、炒賣「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領道義的制高點」的，也有企圖在「學術江湖中確立一席之地」的。其實，「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現象。民主是具體的、歷史的、發展的」。從古希臘雅典民主到中世紀英國的議會制度，再到當代民主，民主的內涵與形式均發生了諸多演變。只是到了近現代，民主才成為政治理論與實踐的核心內容之一。18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神權和皇權逐漸淡化，選舉權逐步擴大，民主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得到充分的發展。之後，民主在西方主要國家實現了從觀念向制度、由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到20世紀，民主逐漸轉化為一個世界性話題，
冷戰時期「民主、民主化」更是變成西方國家手中的政治工具。20世紀，民主理論出現一些新的演化，包括以下幾種主要情況：精英民主論、多元民主論、
參與式民主論等。其中，精英民主論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韋伯、薩托利等。其主要觀點為：民主是由社會精英或政治家統治而並非人民統治;民主是多元的精英競取權力的過程，這一過程常常通過採取政黨競爭的方式加以實現;精英階層是一個開放系統，人們有平等的機會加入該階層;公民定期選舉政治精英成為統治者。「實際上，精英民主論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論的重要傳統內容」。因為精英民主論可以直接為利益集團的核心——政黨政治提供支撐。但是，「就其政治實踐來講，精英民主論把民主的內涵縮小到僅僅是政治選擇的範圍內，把社會各個領域中少數寡頭控制的社會政治現象稱為民主政治，這實際是對民主的一種反動。因為民主首先強調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是「多元民主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現代社會存在公民個體、統治者和多種利益集團間複雜的相互作用。統治者需要個體選舉產生，利益集團影響公民，對權力和利益進行多元的公平競爭，這是保障公民參與和公民權利的主要手段;對權力的多元角逐可以避免權力壟斷，約束精英的權力，公民通過選舉和利益集團的相互競爭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因此民主的決策是一個相對較小的集團之間妥協的過程。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揭示了西方現代民主形式的真實機制在於社會集團利益的競爭。
用社會利益集團代替社會階級，實際上掩蓋了民主的階級內容和階級性質，忽視了政治權力的特殊決策地位和作用。在金錢支配政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集團必須有財力基礎，否則難以介入政治。因此，多元民主仍是「資本控制下的民主」。
英國的柯爾和美國的科恩提出了「參與式民主理論」，他們認為，民主是一種人民參與的政治制度，社會成員以社團為基礎，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自治或者決策。然而，「參與式民主理論以參與或參與影響決策作為民主的標誌，實際上忽視了民主政治中人民的主體地位，因而，它所定義的民主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可以說是一種民主的附屬品。」
美國學者薩托利說：「唯一能夠真正做到名副其實的民主，只能是憲政制度下的自由主義民主。這包含著兩層重要的含義，一是指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條件下……已經難以做到像古希臘那樣採用公民大會的方式進行統治;二是指現代民主制度的目的在於保障每個公民的個人自由，為此，它必須對代表人民行使權力的機構也加以限制。」並且指明：「這一層含義更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
以色列學者兼政客夏蘭斯基在《論民主：自由戰勝暴政與恐怖的威力》中稱：只有自由社會才可以實現民主，只有民主國家才可以實現和平;自由與民主符合西方國家的安全利益;甚至鼓吹「為了對不民主的國家進行改造，可以不惜武力。」以及「從美國出發向外推廣民主」：「第一，自由世界能夠通過施加外部壓力來推廣民主。第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領袖能擔負起將自由擴展到全世界的重擔，粉碎當今和以後對這個世界構成威脅的專制者。第三，向全世界推行美國民主，不僅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且更符合其他國家的利益。」
以夏蘭斯基為代表的一些西方民主理論的研究者,逐漸走出了民主研究學術正軌，這些西方民主論者把民主工具化，主動與西方的霸權勢力結合，在近期一系列所謂的「顏色革命」中，擔當了以「民主化」為名義的顛覆活動的鼓吹手。
揭示全球民主化的暗流
伴隨著民主逐漸進入由西方世界主導的國際化進程，西方學界對民主的研究也發生了重點轉向：由設計和檢查自身的民主情況轉移到關注對外輸出和移植民主。
民主理論研究出現了十種值得關注的傾向：其一，民主潮流化研究。將民主視為國際性的政治現象。蘇東政變是「第三波」，並企圖製造「第四波民主浪潮」。
其二，民主測評與排行熱。根據「民主-非民主」、「自由國家-非自由國家」、「廉潔-腐敗」、「經濟自由-經濟不自由」等指標對世界各國進行排行，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著「民主」標準制定權和話語權。其三，民主化與全球化研究。這類觀點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將給西方民主制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國際條件。其四，民主實現研究。出現了「民主爆炸說」、「民主孕育說」、「民主精英互動說」等觀點。其五，民主轉型和鞏固研究。20世紀中後期出現幾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後，阿爾蒙德、派伊、亨廷頓等美國政治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民主自由體制」的確立與衰退進行了分析。其六，民主的區域性和比較性研究。冷戰後西方學術界關注「政治落後、民主不興」的第三世界，並在注重國際間的民主比較研究中將民主視為全球唯一的、絕對的政治進程，根本無視各國政治發展目標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樣性。第七，民主策劃術與設計術。部分學者熱衷將民主技術化、模塊化和工程化，並出版各種簡化版的「民主教程」、「民主行動指南或手冊」，大規模地對國外青年進行民主培訓，講授如何醞釀「街頭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與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體，怎樣迅速召集多數人起來，推翻目標國政權。第八，民主標準研究。以西方政治為標本，歸納出一系列評判國際民主的標準，並且將其視為國際援助和西方投資必須參照的條件或規範。第九，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因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證。然而在國際政治實踐中，這一命題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鼓吹者宣揚「民主國家」可保留對非民主國家的開戰權。第十，民主同盟論。2000年6月，由美國、波蘭、智利、捷克、印度、韓國、馬里七國發起，在華沙建立了「民主國家聯合體」，宗旨是在世界推廣並鞏固民主制度;2006年前後，美國部分新保守主義分子推出一份題為《鑄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國國家安全建議性報告，提出要成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聯盟，甚至用它來代替聯合國。「民主同盟」論調宣揚自由民主，主張對違背所謂「民主意志」的國家發動國際干預，甚至動武。一些國家的政要公開宣稱要實行「轉型外交」、「價值觀外交」，打造「亞洲與繁榮自由之弧」，等等。與這些西方民主化潮流互為表里的，是世界上許多「民主化」改革的國家政治發展踏入陷阱和劫難，造成許多政治亂象：
—西方民主理論輸出、擴展與民主外交背後有地緣戰略考量;美國與歐盟對外輸出民主，兩者雖有理念與策略上的不同，但都是以「民主的名義」行干涉之實;
—冷戰後，拉美國家和中東地區分別上演「民主悖論」、「異質民主」，這些現象往往被描述為「移植民主」惹的禍，實則是西方大國在「民主」口號下進行的「唯我獨尊」、「分裂世界」之新殖民主義的必然結果;
—蘇聯解體的根源，源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問題重重的蘇聯政治、經濟改革，導致了當今俄羅斯政治經濟艱難處境;
—21世紀初期，一系列發生在獨立國協國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塞爾維亞、喬治亞、吉爾吉斯斯坦、伊朗、突尼西亞等國家的以街頭政治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其後都有「顏色革命」的策劃，而一次次「廣場暴動」帶來的只不過是權力爭奪與政權更替，結果是百姓遭殃、西方得利與真正民主的迷失;
—當今國際上一些流行「政治排行榜」背後，也是全球政治的較量與意識形態的鬥爭。
世界各地民主化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們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風雲變幻和背後主角們的陰險狡詐，全球民主化的進程不容樂觀。
規劃中國與世界政治發展進程
在當今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學術界從思想和認識上要樹立正確的民主價值觀和科學的民主發展觀，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特點的政治發展和民主道路。①
(一)強調發展民主的主體性，以我為主，堅持民族性和主權性。世界各國情況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民主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樣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強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華而不實的「自由外衣」，完全照搬他國的民主模式則必然是有害無益。後冷戰時代的大量案例表明，「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說、西方民主普世說」等論調都是站不住腳的。
(二)強調民主發展的階段
性。人類政治發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發展過程，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建設是一蹴而就的，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建設是直線前進的。如果沒有處理好民主與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發展水平的關係，民主建設也可能出現急劇的倒退現象。列寧指出，民主的發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1990年代蘇東國家盲目冒進的「休克療法」帶來的只能是經濟崩潰、國家動盪、民族分裂和全面衰敗。
(三)中國的民主道路必須以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英、法、美等發達國家的民主，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歷程，已經深深打上了「資本自由和金錢民主」的烙印，這數百年的歷史印證的不過是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的自由民主背後的階級統治。民主從來不曾取消或超越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能再走老路。
(四)應當在國際社會積極倡導和推進民主化，樹立中國的國際信譽。國際政治中恃強凌弱、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或壟斷國際事務，早已是當代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常態，甚至聯合國以及眾多國際組織都早已淪為霸權主義的工具。
理論意識形態方面，「文明衝突論」、「新干涉主義」、「人權高於主權」、「新有限主權論」、「民主使命論」、「新民主殖民主義」、「新民主和平論」等一系列無視事實的歪理歪說都在為霸權主義的擴張行為推波助瀾。中國同樣決不應當重複霸權主義的錯誤。
「我們主張各國與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要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國際的公平正義。」我們不但要這樣講，更要實實在在地踐行。
在爭奪國際話語權方面，目前評價體系採用的完全是體現西方大國利益的評價標準，中國決不能坐受其困，中國有能力也有必要提出關於政治健康的「中國標準」。五千年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與六十六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使我們有十足的底氣去研究並制定富含中國特色併兼具國際解釋能力的、強調綜合性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價和測量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