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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上海「孤島」時期《申報·自由談》利用副刊文體的豐富多樣性針砭時弊，揭露敵人陰謀，反映現實，從而喚醒國民積極抗日，形成了有力的抗日救亡輿論氛圍，推動著上海民眾的抗日愛國運動。
【關鍵詞】《申報·自由談》 抗日 救亡輿論 愛國運動
1937年的中國大地，處處瀰漫著戰火和硝煙，而上海租界地區由於受到英、美、法等國管轄得以孑立於日占區的包圍之中，成為一座漂浮於海上的「孤島」。錯綜複雜的大形勢客觀上造成了上海「孤島」時期特殊的新聞環境，本文研究的正是這一時期的《申報·自由談》。
一、上海「孤島」時期的新聞環境
(一)上海報刊群像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後上海被日軍占領，日軍對新聞進行管控檢查，接收了原國民黨設在租界的新聞檢查所，宣布對租界內的中國報刊實行新聞檢查，為了蠱惑人心，日軍指揮部直接創辦了大型日報《新申報》，汪偽刊載偽國民政府的政策和漢奸言論的政府機關報《中華日報》，以及《國民新聞》、《平報》、《新中國報》等在內的漢奸報刊，這些敵偽報紙扮演著日本侵華的喉舌機關，企圖宣傳漢奸思想，從思想上控制中國民眾，營造以「和平」為名的奴化新聞環境從而掩蓋戰爭的真實性質及日本侵略本質，受到愛國民眾的抵制和反抗。
儘管愛國報紙生存境況嚴峻，但還是有一些「洋旗報」借著租界的「中立」保護，機智靈活的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救亡報紙有愛國人士集資創辦的《文匯報》，它及時地給「孤島」人民傳來軍隊英勇抗戰的捷報，給人民以鼓舞。此外，1938年10月10日，之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停刊的上海老牌大報《申報》打著「洋旗」復刊，積極舉起抗戰大旗，與其他愛國救亡報刊一起揭露日寇陰謀，鼓舞民眾反抗侵略，拒做亡國奴，以進步的輿論導向引導民眾，構建起堅固的抗日宣傳戰線。
2、形式各異的愛國報刊
正如《新聞報》副刊《快活林》編輯嚴獨鶴所言：「副刊在一張報紙上，絕非等於附庸，而自有其獨立的地位，即應從獨立的地位，發揮其獨立的精神與功能……獨特地對讀者有所貢獻」。除了報紙本身的消息外，副刊作為我國獨有的報學與文學交叉的現象，在 「孤島」時期也發揮著自身的宣傳優勢積極宣揚抗日救亡理念。
這一時期抗日宣傳比較突出的有《文匯報·世紀風》和《申報·自由談》，《世紀風》以犀利的戰鬥風格為匕首投槍，刺向敵人，同時教育公眾認清現實。《申報·自由談》以雜文、詩歌、散文、評論等文體形式有時配以漫畫，從不同側面展現敵人侵略本質，諷刺漢奸，警醒民眾，此外還發展出包括增刊、專刊等形式，如《生活》、《世界知識》、《讀書生活》等周刊雜誌都出版了「抗日特刊」、「抗日增刊」，《申報》為激勵青年抗戰，特出專刊《戰時青年》，原有的《電信專刊》、《兒童專刊》則圍繞抗日救亡主題，從專業領域的角度針對自己的讀者群宣傳抗戰愛國，這些對副刊是一種補充，以富於變幻的形式和語言為喚醒民眾救亡圖存鼓與呼。
二、《申報·自由談》的救亡宣傳
1、編輯方針的確立與貫徹
1938年10月10日《自由談》復刊之際，王任叔以編者名義發表《復刊詞》，指出「今天，中華民族是在侵略者的壓迫下，發動抗戰爭取偉大的自由了，本報為不得自由而停刊，本報又為爭取自由而復刊」。
復刊詞中說道「民間的言論，以報紙的形式出現時，這就負了爭取自由的使命。」強調了從《申報》創辦至此時有一個要求始終一致，那就是「力爭言論思想的自由」，後聯繫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對於民主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事物的態度指出思想自由是歷史發展的要求。後釐清了自由、集體與個人的關係，指出自由並非空洞無物之談，「我們絕不能對於一個叛國者，以為於己無關，或有妨個人自由，卻不加以攻擊」，而是要通過爭取自由來發現真理。點出了復刊的目的「歷史規定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同時歷史也指示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前途。但在中國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國抗戰的勝利沒有獲得之前，我們還得努力去尋求這『完成』這『獲得』的必要條件。這不是一句口號，一個指令所能為事的。必須人人彈精竭慮自由地貢獻各種意見與主張，以備採擇施用，而求達到目的。我們就想在這小小的篇幅里，負起這一個小小的任務」。文末表示「這裡不是什麼『文化禁地』」，「歡迎一切作者來扶持指教」，將這裡比作一塊「園地」，邀請廣大讀者作為園丁共同培育澆灌，「我們沒有文藝的派別，我們也沒有思想的成見」，「我們只有一條禁律：不違背民族國家的利益」。
在這篇復刊詞中，以談「自由」為核心，主編王任叔從古論起，明確了報刊對於爭取自由所擔負的使命，以及思想自由對於社會的重要意義，由此引出《自由談》復刊是為了推動中國抗戰勝利而集思廣益，納百家之言服務抗戰的編輯方針。
2、多樣化體裁服務主題
文以載道，雜文短小精悍的形式符合戰時隨時評點時事的要求，因此《自由談》積極運用雜文諷喻現實，發展出以雜文為重點的副刊特色，常發表一些有著時事指向的雜文。
1938年10月10日，汪精衛發表投降言論《信念與刺激性》，10月13日《自由談》即刊出王任叔署名「白屋」的雜文《略論刺激性》，文中以鴉片嗎啡為例比喻刺激性的事物，指出刺激性事物本身無害，關鍵在於使用是否「適度」，論及思想，「偏激」的「刺激性」語言可能實際上是「觸著了爛瘡疤」，揭示出了「笑裡藏刀」、「口是心非」的陰謀真相。
針對潘公弼發表的時評《昨今之惶惑悲憤》，《自由談》上發表了署名「巴人」的雜文《『和平』云乎哉》與之針鋒相對，短短百餘字卻邏輯嚴密，層層推進，從「七七抗戰之初」的「不平則不和……終於平不了，於是打起來了」到「南京撤退前後」的「光榮不了於是打下去了」到「廣州失陷」後再提「和平」，作者點明自己觀點，分析日本提「和平」的實質是「倒蔣」，「『和平』云乎哉，『倒蔣』而已也」，從而指出清醒的人民應識破所謂的「和平」陰謀，結尾處大聲疾呼「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反對一切『和平妥協』論調!」 詩歌作為表達情感的一個渠道在雜文之外也常有刊載，多用來抒發對愛國英雄的讚美和對國人抗日救國的激勵，除此之外，一些散文、短評也以不同的寫作特點出發呈現出抗戰生活的不同面向。
詩歌《他是光榮地犧牲了》熱情謳歌了教育家馮國華抗戰殉國的英勇事跡，詩中肯定了馮國華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好戰士」並點題「他是光榮地犧牲了」，詩中以×暗指日本人，「×人的殘酷，正見他死的偉大」，「我們正堅強的踏著他的血跡前進」。類似的還有紹光的《生與死的謳歌》，以「激昂的號角，喚醒了中華民族的迷夢」，作者呼喚人民謹記「全中國的人民，生，要為民族而生!死，要為國家而死!」
汪霆的「短評二題」《中庸》和《中國已經不再躺在街心了》針對時局和國民性的批判一針見血。前者批判了一些國民凡事易於滿足，認為「適可而止」即可，而筆者認為「中國人如想得救，而且想翻起身來像一個人一樣的生活在這地球上，就先得改掉這種妥協的『中庸』觀才是」，「我們的爭自由的戰爭，必須要繼續到我們完全使自己成為主人時才能停止」。後者則反駁了某些政治家認為中國病入膏肓，「一切不如人，只有躺在街心」的觀點，批判了這種消極抗戰的態度。
中篇連載小說和通訊以鮮活的情節和作者親身的戰地感受給讀者展現了抗日戰爭的一幅幅真實圖景。迪平的《王家港》、周燕的《烽火中》，都以軍民抗日反奸為題材。戰地通訊和採訪的系列文章，最具有特色的是李喬的《徐州突圍回憶記》、聖旦的《戰地追記》、曹聚仁的《戰地旅行雜感》。
3、版面和語言分析
上文分析的《自由談》作品旗幟鮮明，抗戰態度堅決，或批駁漢奸、妥協派的論調，揭露他們的賣國言行，或以真實例子反映抗戰現實，肅清了以妥協求「和平」的思想行為，理性地批判這種委曲求全的社會風氣和國民性，清除抗戰的思想阻礙，振奮了人民的抗戰鬥志。
《自由談》的語言風格是抒發對英雄讚賞時慷慨激昂，在號召國民奮起抗戰時富有煽動性，常以「我們要……」、「……吧」句式加上感嘆號，表達出強烈的愛國感情和號召力，同時在涉及對日寇的譴責時又巧妙的避開檢查者的限制，用暗示或比喻的方式抒發對侵略者的仇恨，靈活地發揮了副刊的武器性、戰鬥性。
在版面編排方面，這一時期《自由談》一般在版塊標識邊配以本版的主要觀點性文章，這一般也是編者對新近局勢的意見，最吸引眼球。在周圍排一些短文、詩歌，下方多為一些連載，如「民族文話」等，在文章的中間穿插一些漫畫，給讀者直觀的印象，總之《自由談》的語言和版面編排都緊扣時事，服務於抗戰救亡的主題。
三、「孤島」時期《申報·自由談》的影響和啟示
《申報·自由談》貫徹抗戰精神，積極參與抗戰愛國活動，響應 「文藝工作者義賣周」建議，為抗日愛國人士募捐善款，以文藝界進步力量在物質上支持著孤島的抗日活動。而作為社會的文化指針，《申報·自由談》告訴我們，副刊也可以深切關注社會生活，而不是停留在淺層次的都市休閒文藝上。
副刊與時事的互動性在《申報·自由談》有很好的體現。副刊的輿論導向功能要求報紙推出適應時代主題的作品以引導輿論，正如「孤島」時期的《申報·自由談》，在宣傳抗日愛國方面的輿論示範作用。在現在的多元化社會中，充斥媒體的是更加多樣化的價值觀念和選擇，在面臨一些事件時，人們容易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不能透徹的認識事情的本質，因此報紙副刊應從文學藝術角度提供啟發和引導，發揮自身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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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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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何國濤，《上海淪為「孤島」時期的新聞雜誌界》，《寧波文史資料第二十二輯·寧波文史資料存稿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