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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中有這樣一群關心中國抗戰的外國記者，他們隻身來到中國抗戰的前線，記錄炮火中真實的抗戰歷程，用手中的筆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而延安就仿佛一塊磁石將他們牢牢吸引。這其中埃德加·斯諾與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最為引人關注，他們二人是忘年結交，都曾報導中國共產黨人的抗戰，去世後又都選擇安葬在中國。
留下這句遺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此時正靜靜地躺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留在了他深愛的中國。
1933年，28歲的斯諾結識了小他十歲的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自此開始了他們兩人間長達40年的友誼。
他的客廳是「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
當時斯諾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經常邀請包括愛波斯坦在內的外國記者、進步學生到家中聚會。
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斯諾曾租住在北京盔甲廠胡同一處四合院內。這裡就曾醞釀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根據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副主任孫華的介紹，斯諾曾經說過，「一二·九」運動是在他家的小客廳里策劃的。
一二·九運動前夕，進步學生們在斯諾家裡商量了遊行活動的具體步驟，並把遊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了斯諾夫婦。斯諾把學生運動寫成通訊稿在國外刊出，還通知了在中國的外國記者前往採訪。
孫華介紹，當時倫敦的《每日先驅報》，紐約的《太陽報》都發了「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後來斯諾慢慢知道了這些學生都是地下黨，這也促使了他特別想到陝北去看看，到蘇區去看看，看看真正的共產黨是個什麼樣子。
第一個到蘇區採訪的西方記者
1936年，在宋慶齡的聯繫與幫助下，斯諾前往陝北蘇區訪問，成為第一個到蘇區採訪的西方記者。
到達蘇區後，斯諾從7月份一直到9月份，很密集地和毛澤東做了幾次談話，其中很重要的談到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的問題、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談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思想。
陝北蘇區軍民熱烈歡迎這位登門造訪的美國朋友，贈送給他一套灰色紅軍軍裝。斯諾穿著這套軍裝進行了四個月的採訪，拍攝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毛澤東在陝北》成為傳世之作。
為什麼拍那張照片呢？孫華介紹，當時毛澤東告訴斯諾可以到前線去採訪了，然後斯諾就說我拍了那麼多人，拍了四百多人的照片，唯獨沒有你的照片，我能不能給你拍一張，毛澤東平時是不戴帽子的，斯諾就把自己新發的八角帽戴到了毛澤東頭上，這就有了那張照片。
《紅星照耀中國》
斯諾親眼見到了陝北蘇區軍民的生活，來到了戰鬥的前線，還深入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結束陝北之行回到北平後，斯諾用幾個月的時間撰寫了大約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紅星照耀中國》。
在1938年，毛澤東在接受一個德國記者的採訪的時候說，1936年全世界把我們遺忘的時候，斯諾來到了這裡，他把我們真實的情況反映到外面去，所以我們永遠都要感謝斯諾先生。
斯諾的陝北之行成了他和年輕的愛潑斯坦之間最熱烈的話題。愛潑斯坦看到了斯諾的大量手稿和照片，深受鼓舞。與斯諾的交往，決定了愛潑斯坦後來生活的道路。
愛潑斯坦：見證中國的世紀巨變
1944年，愛潑斯坦也突破重重封鎖到延安進行了採訪。在延安，他走訪了那裡的機關、學校、駐軍和農村，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許多為抗戰而奮鬥的軍民，寫了十幾篇通訊，在國外重要報刊上發表，向全世界報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真實情況。
對於斯諾對自己的影響，愛潑斯坦在《回憶埃德加·斯諾》一文里這樣寫道：「是斯諾讓我與愛國的學生運動取得了聯繫，是他使我與像史沫特萊那樣的外國進步人士相識，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發展的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同時也是他介紹我閱讀毛澤東、宋慶齡和魯迅的一些文章。沒有斯諾，我會仍在黑暗中摸索。沒有他我就不會投入到時代的潮流中去，或許根本沒有機會在那些緊急的日子裡貢獻出我微薄的力量，如果沒有他，我後來生活的整個道路也可能會是截然不同的。」
1957年，愛潑斯坦申請加入中國國籍。2005年90歲的愛潑斯坦在北京病逝。他的一生見證了中國的世紀巨變，也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出了自己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