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蕭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在上海出版。魯迅親自校閱、編訂，將其歸入「奴隸叢書」，並為其作序：「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
這是怎樣的乙亥年十二月的北方呢？
「1935年末曾是中國絕對困難的時期，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感到窒息，好象空氣就是死氣沉沉的，充滿了爛菜里發散出來的一氧化碳和沼氣。」
海倫•福斯特•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在《我在中國的年月》一書中，這樣記敘時局、氛圍和心境。人心的不安和苦悶是空前的，華北大地上，誰都不知困難何時能了結，亦不知更大的災難是否將降臨。
目睹大廈之將傾，誰能挽狂瀾於既倒？這是時人最大的疑問，也是後人反覆探討的焦點。
1935年夏天，山海關城樓正面那塊著名的「天下第一關」匾額，據說已經運往東京做了勝利品。城門洞口站著日本軍隊的步哨，從這裡一直到天津、北平，每一處鐵路車站或海港碼頭，都可以看到一面太陽旗。
大學校園裡，氣氛是令人沮喪的。孫思白在《紅樓風雨》中記錄：「11月下旬的一天，北大紅樓前竄來了幾個日本浪人，狂叫著『我們要接收北京大學了！』……北大的各宿舍里，各閱覽室里，三五成群的同學們聚攏在一塊，懷著『最後一課』的心情交談著對時局的看法，有的悲憤擊案，有的吞聲泣下，直到深夜。」
在清華，有暑假回家的同學在宿舍粉牆上塗寫了這麼一段臨別感言：「十載寒窗，考進清華，不料大好山河，將非我有，真是可嘆可恨！」暑假之後，學校一面開學，一面搬家，圖書儀器一天天減少。
有一句話，我們今天已然熟知成誦，卻未必能夠設身處地地進入當時的生活場景，未必能理解日常的求學已經難到何等程度：
國難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每個人都在具體感知國難的同時，尋覓出路。宋黎回憶：「有同學從北京飯店樓下的法文圖書館發現了『八一宣言』，如獲至寶。」
《畢業歌》被大聲地唱響：「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
12月9日，儘管朔風凜冽，滴水成冰，但在中共北平市臨委和北平學聯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救國請願遊行的青年學生自黎明時起，就按預定計劃行動。
東北大學的同學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他們在行進中控訴：「我們祖宗的廬墓被敵人踐踏了，我們父母兄弟姐妹還被敵人蹂躪呢！我們遠離故鄉，我們不復看見長白山巍巍的山巔，但是北風不時吹來三千萬民眾的哀音，海濤常常送來被敵人宰割同胞的血腥……」
這樣的情景也已遠去，幸好有陳翰伯在《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中的細節回憶有助於我們感知當時民眾的心情：「單只城門關閉一天，斷絕交通一天，就足以啟發百萬市民想一想國家的危難處境。」
在西直門外，群眾大會開了一整天。同學們輪流站在高土墩上講演，有的控訴日軍在東北的暴行，有的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有的領著群眾高喊口號。
陳翰伯後來說：「（我們）那群走上北平大街，高喊口號的同學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這天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偉大紀念日。」
「一二•九」運動的第二天，北平各報都留下了一片空白，但全中國、全世界都已經知曉。一位教授說，當他在王府井大街，看到這群赤手空拳的青年，喊出幾年來積壓在人們心頭的聲音，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魯迅讀到刊載學生遊行、民眾慰問的「北平特約通訊」，感慨道：「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
明朝清初的張岱曾論到：「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
魯迅認為張岱所言已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乙亥年，如果有一種顏色，也許是青紅色，冷峻中孕育熱烈，決絕地召喚著未來。
在杭州，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施平帶領浙大以及杭州其他高校的學生示威遊行。蔣介石親赴浙大，在校長會客室里「召見」了施平：「你鼓動學潮，破壞了學校正常秩序，你要馬上恢復學校秩序，恢復上課！」對於蔣介石的呵斥，施平的回答是「我辦不到」。蔣介石又說：「你是學生領袖，領袖說的話，下面就要服從。」施平的回答仍然是「我辦不到。」
2008年，施平的孫子施一公婉拒了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中心（HHMI）研究員的邀請，全職回到清華大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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