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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是關於作家本人生活及創作的口述史，是由與70後學者張莉對談記錄整理集結成書，是畢飛宇個人的成長史，也是讀者和研究者了解畢飛宇的最直觀的書籍。本書話題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談成長、人生歷程和閱讀經驗，下篇談寫作及作家對單獨作品的構思過程。下面先一起先睹為快，看看畢飛宇的大學時光。
張莉：你是1983年考到揚州師範學院？
畢飛宇：1983年。我是9月15號報到的，那是一個陰雨天。
張莉：19歲。揚州師範學院對你來說是特別重要。
畢飛宇：要分兩頭說。我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是在小巷子裡，就我一個人，極度失望。揚州不夠遠。年輕人就是這樣，希望遠一點。雖然我的普通話很不好，可是，1983年9月15號之後，就再也沒有使用過興化方言。放寒假的時候，大家都回家了，同學們又開始說方言了，可我堅持不說，為此，差一點被我的同學群毆。他們不喜歡我這樣，可我絕不退讓。他們就說我「甩」。最可怕的還是在家裡，我對我的父母也用普通話，在他們和我對話的時候，他們幾乎都不會說話了，很陌生，兩邊的語言對不上，即使到了這樣的地步，我也沒有退讓。不說方言可以保證我「在遠方」了。——這重要麼？我也不知道，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就是這樣的。
張莉：這太奇怪了吧？問題是你說普通話的經驗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按理應該是到大學那個環境後才說普通話的吧？
畢飛宇：哪裡有經驗，都是瞎說，那時候也不像現在，中學裡頭不要求教師說普通話的。我只有一個標準，只要不是我原來的方言就是普通話。
張莉：這有點洗心革面，告別舊我的意思。
畢飛宇：也不是，也沒那麼嚴重，我就是希望自己「在遠方」，1983年9月15號之後，在說話的時候，我再也沒有使用過興化的方言。
張莉：我覺得這事兒太匪夷所思了。因為我知道，男生說普通話、改變家鄉話是特別漫長和艱難的過程，一般來講，女孩子進大學後很快就變了，但男生很難。你是個案，我能理解你身邊人的反應，這個改變對他們來說一定太怪異太彆扭了。
畢飛宇：我能把普通話說得稍稍有點樣子已經是1988年了，這是我當了教師之後的第二年，因為那一年我開始教漢語，這是我自己要求的。教導主任聽說我要教漢語，表情很怪異，為什麼呢？教漢語就必須教語音，要示範的。我是怎麼教的呢？在課堂上，我不用教學磁帶，我讓北京的、河北的、哈爾濱的學生做示範，說是教，其實是學。雖然舌頭不行，耳朵還是練出來了。
張莉：那時候也有北京的學生？
畢飛宇：有，每個班都有幾個。
張莉：揚州師範學院在當時應該不算全國很好的大學吧？
畢飛宇：我這裡所說的學校指的是我工作之後的學校，南京特殊師範學校。至於揚師院的中文系，我想這麼說，揚師院肯定不能說是一所多好的學校，但是，中文系真的好，最起碼不差。
張莉：可這個學校在我印象中真的是很了不得，有王小盾、汪暉、葛兆光等傑出校友。
畢飛宇：是的，其實這一切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文革之中，蘇北逗留了一批高校老師，大部分都是政治原因，他們發配到這裡來了。文革結束之後，揚師院把他們挖了過來。任仲敏教授是這麼來的，曾華鵬教授也是這麼來的。你想啊，在我讀本科的時候，也就是八十年代前期，我們揚師院都有博士點了，這是很不容易的。任老可是泰斗級的人物，脾氣很大，手裡有棍子，在路上看到學生的不良習慣，打人的，是真的打，不和你鬧著玩。曾老師給我們上過課，德高望重。
張莉：那可能是揚師最好的時候。
畢飛宇：可以這麼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揚師院的中文系是它的高峰期。
張莉：那時候汪暉老師還在那兒讀書嗎？
畢飛宇：那時候他已經畢業去北京了，他的母親教我們英國文學。不過，葛兆光在。
張莉：他當時不是學生吧？
畢飛宇：不是不是，他在歷史系任教了。沒課的時候，我遠遠地在教室的外面望著他，我很崇敬他。
張莉：我在清華讀研時，當時葛老師也在社會學系，我選過他一門課。
畢飛宇：真的麼？我其實並不了解他，只是讀過他的論文。葛兆光的上午第四節課很有特點，為了讓學生早一點吃午飯，他往往要提早15分鐘下課。校長找他，他說：「我的課我說了算。」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反正大學就是這樣，學生喜歡誰，就會有誰的傳說。
張莉：那時候葛老師很年輕吧。
畢飛宇：很年輕。不過，在我的眼裡，再年輕他也是大人物。
張莉：曾華鵬先生是你的老師。
畢飛宇：曾華鵬真是父親一樣的人，他是我一生的老師。
張莉：我看到你和他的一個合照，非常拘謹。
畢飛宇：是的，對曾老師我很恭敬，在他面前我從不放肆，我很拘謹。
張莉：他教你們現代文學？
畢飛宇：是的，嚴格地說，是給我們講專題，就是魯迅。我對曾老師這樣尊敬是有原因的，在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曾老師給我送來了五四的精神和啟蒙的意義，我是一個寫小說的，曾老師對我的意義有多大，不需要說了。我想說，權威是重要的，精英也是重要，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年講授魯迅的不是曾老師，而是曾老師留下來的一個研究生，也許他們的講稿沒有太大區別，但是，效果一定有區別。人文學科就是這樣，學問重要，教授的人格魅力一樣重要，學生的態度會很不一樣。
張莉：想起來，你說過，你上大學時也讀王富仁先生。
畢飛宇：當然，像我這樣的中文本科生怎麼能錯過王富仁呢，他是一個思路寬闊的學者，他很少是從文學到文學。他是獨特的。
張莉：這個評價很準確。他跟我們聊天時也是這樣的。他也說文學，但總是還會從文學盪開去，歷史、現實、當下，非常開闊，非常有激情，四五個小時地聊天，真的是，從這樣的聊天裡，能深刻體會到那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深厚的人文情懷，他們是有情懷的一代人。
畢飛宇：這麼一說就要回到八十年代了，那時候，在學術上，很少跨界。王富仁給我的閱讀記憶就是跨界了，很厲害。當然了，讓我來談論王富仁有些不恭了，那時候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本科生，能懂多少？很有限的。我第一次知道你是王富仁學生的時候，我很高興，雖然我至今都沒有見過王富仁，但是，能和他的弟子聊聊，也很好了。我很羨慕你，能有這樣一位開闊的老師。
張莉：謝謝你這麼說。我很榮幸能跟隨他學習。作為他的學生，我也的確很想知道當年人們對他的認識和印象。
畢飛宇：我第一次見到王富仁這個名字，印象很不好，覺得他是一土地主，就是把喜兒變成白毛女的那個人。你也知道的，我們小時候讀的書，壞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名字。
張莉：他還真因為這個名字被批鬥過，因為又「富」又「仁」嘛。
畢飛宇：真的麼？這太戲劇性了。
張莉：你在揚州師院的時候，認識吳義勤館長嗎。
畢飛宇：他是師弟嘛，84級的。他一直都是一個好學生，屬於認真刻苦、踏踏實實讀書的那一類。
張莉：揚州師院的重要性對你是一生的。
畢飛宇：揚州師範學院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兩件事情，因為在校的學習是系統的，這個系統幫助我建立了一個粗略的坐標系，有了一個文化史、文學史、哲學史和美學史的大框架，你對本科教育也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能把這個坐標系粗略地建立起來，可以了。再怎麼說，這個坐標系是重要的，無論面對什麼，你可以用這個坐標加以比較。第二個事情就是開始了詩歌的創作，我在中學階段主要是讀小說，到了大學，那個時候很有趣，大家都寫詩。事實上，在我的大學四年裡頭，我沒怎麼讀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品。
張莉：當時你寫完詩歌在哪兒發表？
畢飛宇：主要是自己的刊物，那時候我主編了一本校園詩刊，搞得熱火朝天的。
張莉：校刊在當時的大學都很活躍。你是文學社長？
畢飛宇：我是。我剛剛進校，學校就搞詩社了，主要是我們中文系的幾個學長，其實我是跟在他們後頭混的，可是，高年級的同學很有氣度，他們看了我的詩，說，詩社要想長久，最好讓低年級的學生來做社長，他們就選了我。我去找院長(校長)，申請經費，院長也同意了，這樣刊物也就辦起來了。那時候的風氣和現在區別很大，每個年輕人都覺得自己是要幹大事的樣子，學校的行政風氣也健康。我估計現在的學生要見到院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張莉：也是。大一的學生就當社長，不簡單。
畢飛宇：那時候很有意思的，我一個屁孩，約高年紀的師兄、師姐談話，約稿，請他們修改稿件，挺有意思的。那個刊物叫《流螢》，為什麼要起這麼一個名字呢？那時候我的手上正好有泰戈爾的《流螢集》，我就把刊物命名為《流螢》了。聽說這個刊物現在還在呢。
張莉：還能記得你寫的詩嗎？
畢飛宇：記不得了。記得我也不告訴你，很醜。
張莉：後來有沒公開發表？
畢飛宇：發表過，很少。那時的編輯幾乎沒人搭理我，我就一天到晚到處投稿。折騰到大三，我差不多不再寫詩了，原因很簡單，新生來了，商業經濟管理系有幾個小師弟太有才了，他們把他們的詩作拿到我的面前，我一看，他們比我寫得好多了，從此，詩社的主人就是他們了。
張莉：那當時是什麼契機讓你開始寫詩？
畢飛宇：主要是氛圍，那個時代的詩歌氛圍太濃郁了，每個人都在談論詩歌，我估計盛唐也不過就是這樣，我覺得比盛唐還要厲害，盛唐寫詩可以做官，我們那個時候寫詩完全是出於熱愛。一進中文系，想寫詩歌的欲望自然而然就起來了，對，沒有契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那時候到處都是大學生詩社，最著名的大概要數華東師範大學的「夏雨詩社」和西南師範大學的「非非」了，雖然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但是，我至今認為，「夏雨」和「非非」誕生了許多傑出的詩人，許多名字我都不清晰了，有把握的是華東師大的張小波，他的詩歌超出了我們那個時代。
張莉：上大學的時候，你也在讀小說吧？
畢飛宇：這個時候讀小說主要是讀西方小說了，我們中文系的學生有一個特點，讀小說其實是家庭作業，老師布置的，你必須讀，讀不過來，老師就組織我們看資料電影，就是那些由世界名著改編的電影。到了大三，我不寫詩了，慢慢地想研究詩歌，這樣一來就開始接觸美學，沒多久，就拐到哲學上去了。我的閱讀拐到哲學上還要歸功於詩歌評論，詩歌評論里有許多小圈圈，也就是注釋。
張莉：哪些詩歌評論，比如——
畢飛宇：最著名的就是「三個崛起」，圍繞著「三個崛起」，產生了許多詩歌上的話題。
張莉：謝冕、孫紹振、徐敬亞。
畢飛宇：對呀。和謝冕、孫紹振比較起來，徐敬亞的評論氣場更大，轟隆隆的，很適合年輕人的口味，是觀念大於論證的。對於那個時代來說，尤其是對於我那個年紀的大學生來說，觀念比論證重要，徐敬亞的文章讓我無法入睡，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我喜歡讀這些也有背景，我高中階段就訂閱《文學評論》了，我估計全中國沒有幾個中學生會訂閱這個。我訂《文學評論》也有原因，有一天，大概是高二，我在看一部小說，父親拿過去，翻了翻，說，寫序的人比寫小說的人有水平。這句話下了我一跳，我就記住了，寫評論的人是「有水平」的。這句話我到現在都同意，許多時候，出版社給我寄過來一本書，小說真不怎麼樣，可是，序言寫得十分漂亮。
張莉：《文學評論》，——你當時除了訂這個雜誌，還有別的期刊嗎？
畢飛宇：你是說中學時代？還有《長春文學》。
張莉：為什麼是《長春文學》？這個選擇好奇怪。
畢飛宇：當時有一個長春電影製片廠，很著名。長春既然有電影製片廠，那麼，長春的文學一定很好，這就是我當時的邏輯。
張莉：這就是孩子的邏輯嘛。但看得出你一直愛閱讀。
畢飛宇：我的閱讀拐了許多次彎，到了大三，已經拐到哲學那裡去了，我是大三開始閱讀康德和黑格爾的，對我來說這個損失比較大，浪費了太多的時間。我必須老老實實承認，那時候我根本不懂，直到現在我閱讀康德都是很吃力的。我一直不懂得一個常識，文學可以自學，哲學是不可以的。可我那個時候不懂這個，經常為哲學裡的概念傷腦經。是盲目的自信讓我閱讀康德和黑格爾的，浪費了許多時間，幾乎沒有收穫。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有這個階段，不可理喻的。我一直覺得，每個人都要經歷人生的三個時代，第一，童年時代的藝術時代，第二，青春期之後的哲學時代，第三，中年之後的史學時代。你可以不做藝術家、哲學家、史學家，但是，在精神上，人其實是要從這些地方經過的。童年時代你要模仿這個世界，青春期你要思索這個世界，中年之後你要印證這個世界，這些都是人的本能。所以，說來說去，在大學階段，我在哲學上浪費那麼多時間也不算冤枉。
張莉：難怪你小說一上手就「形而上」，原來跟讀康德有關。
畢飛宇：我讀康德完全是和自己較勁，有一本書上說，讀康德十五頁就會發瘋，我被這句話害苦了，它刺激了我，那時候我多自信啊，二十歲前後哪有不自信的？哪有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啊，一頭就扎進去了。每天夜裡，我就在過道的路燈下面讀康德，確實讀不進去，很苦悶。為了入門，我把蔣孔陽先生的書找來了，這就是著名的《德國古典哲學》，其實是科普性的，這本書我讀了差不多一年。讀完了，回過頭來，又開始讀《判斷力批判》，還是不行。我沒有發瘋，但是，自卑是真的。差不多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閱讀朱光潛了，我覺得朱光潛很了不起，嚴格地說，他是翻譯家，不是原創性的哲學家，可是，他的書有一個特點，深入淺出。他的書我可以讀懂。《西方美學史》我選擇的就是朱光潛先生的那個版本。對於像我這樣的讀者來說，我們太需要朱光潛這樣的學者了，功力深厚，語風極好，從不故弄玄虛，從不以己混混使人昭昭。鄧曉芒先生也有這個特點，讀他們的作品你會相信，哲學雖然深邃，但是，畢竟是人類的思想，不是占卜，也不是星盤，我們這些沒有特異功能的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哲學的美。
本文選自《畢飛宇、張莉對話：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