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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名李鴻章
以生不逢時、流年不利來形容李鴻章，應該是恰當的。從光緒元年，李鴻章上奏朝廷的一份奏摺里便可窺見當時國家的局勢：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媾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方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力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之後，那段屈辱的歷史便與李鴻章聯繫在了一起，甲午海戰的失利，李鴻章代表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八國聯軍入侵，他又代表清廷簽訂《辛丑條約》。由於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成了某種國家落後的象徵，是「投降派」、「賣國賊」的典型代表。
那麼，為什麼出現在這種場合的總是李鴻章，而非他人？
甲午海戰中，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舉國譁然，於是紛紛指責李鴻章指揮不當。李鴻章指揮失誤固然不可卸責，但其中也含有必然的因素，若換他人指揮，便能得勝？這場戰爭的勝負其實在來戰之前就已註定。進一步說，若有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如此敗局或許在很多年前就已發生。當時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至於為何是李鴻章出面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原因很簡單：偌大的中國除了他之外竟再找不出其他懂外交談判的官員了。
甲午戰敗，李鴻章代表清廷東渡簽約，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這樣的結果換了別人自然也會留此罵名。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慈禧光緒倉皇西逃，國事蜩螗，天下大亂，在局勢無法挽回時便又想起了已年屆八旬、下野近五年的李鴻章，於是命令他赴京主持與洋人談判，收拾殘局。誰都明白此項任命極其危險，且對個人沒有任何好處，但李鴻章依然出於「報國」之心，毅然北上，簽下了《辛丑條約》。談判結束後的幾個月，李鴻章即病逝於北京。其晚年曾無限感慨道：「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敗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大清裱糊匠」的名號也由此而來。
梁啓超在《李鴻章傳》的開篇即曰：「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 針對其罵名，梁又曰：「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鴻章的歷史，就是大清國四十年的歷史。李氏一生，雖力所能及地推進改革，但終究「不敢破格」；周旋於列強之間，功不可沒，最終卻「國人皆欲殺」。讀李鴻章，何嘗不是在讀清朝這個老大帝國的衰落之期與悲涼晚景。
完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精裝）》
雷頤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