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歷史｜李鴻章最後的外交演出

2015/06/15 來源：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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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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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辛丑條約》的空前屈辱及李鴻章的悲涼離世，宣告了舊外交的慘敗與終結的話，那麼亦是從辛丑開始，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這標誌了在內外交困的時代，在李鴻章的經驗教訓里，中國近代外交醞釀著又一次艱難啟程。

1900年7月，素來莊嚴整肅的廣州天字碼頭，一派陣仗威嚴的場面。自清朝雍正年間以來，天字碼頭就被指定為官方碼頭，但凡官員走水路至廣州或離開廣州都經由此地。在這一日，廣東那些顯赫權要的人物又紛紛聚集到此，這一次，他們將要送別的是一位77歲的老人，也是當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鴻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國同時宣戰以來，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時，剛到廣州就任兩廣總督不久的李鴻章，便接連收到來自北京的電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紓國難。7月8日，清廷又任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廣州的李鴻章得此消息後，方才決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間，李鴻章在近日亭與他廣東的同僚作別後，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為「安平號」的輪船。那天，天氣甚熱，李鴻章身穿藍色細葛短衫，著魯風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後，李鴻章又重新回到了權力的巔峰，他即將赴任的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國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職位。而且，曾經被舉國唾罵為「賣國賊」的他，此刻重新身負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對李鴻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確，從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鴻章開始處理外交事務算起，近30年裡，他幾乎參與了其間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動，可謂中國外交第一人。李鴻章也頗為自負地對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說：「捨我其誰也！」

儘管他依然堅忍而「肯任勞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難料，而歷史終歸是又一次將「人情所最難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邁衰老的身上。

離開廣州5天後，李鴻章抵達上海，原擬轉由運河北上赴京，但當時的形勢，卻讓李鴻章感覺不到絲毫議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滯留，以待時機。直到9月份，清廷徹底改變了與聯軍對抗的立場，並同意對此前縱容義和團的王公大臣做出懲處，才令李鴻章看到了議和的資本。

1900年9月14日，李鴻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輪，在俄國軍艦的護送下離開上海北上，6天後，抵達天津。10月1日，李鴻章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然後略作籌劃，於當月11日最終抵達北京。

此時的北京，已不再是繁華富庶的都城，而是一處被清廷遺棄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帶著光緒皇帝逃離紫禁城，就在當天，聯軍攻破京城。

3日之後，聯軍便接管了這座都城。各國對北京進行了分界管轄：前門外大街以東，歸英國管；大街以西歸美國管；前門內大清門（中華門）以東至東單牌樓，英國管；大清門以西，至西單牌樓，美國管；崇文門以東法國管；宣武門以西英國管，……各國洋兵均在本國所管界內，或衙署公廨，或廟宇會館，或住宅鋪戶，分隊駐紮。

各國劃定分界之後，凡在界內的鋪戶住戶，不拘貧富，各於門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國地界，旗上即用洋文書寫「大某國順民」。有的則用漢文寫「不曉語言，平心恭敬」貼於門前。更有甚者，則按某國旗號樣式，仿做小旗，插於門前。

1900年10月11日，當李鴻章來到這所大清的都城時，這裡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內名義上還由清政府管轄的區域只剩下兩個小院而已：一處是李鴻章寄寓的賢良寺，另一處是慶親王奕劻的住處。而事實上，慶親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槍護衛，李鴻章所住的賢良寺則有荷槍實彈的俄國兵日夜把守，正如當時的外國報紙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鴻章「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這便是辛丑談判時兩位清朝代表的處境。

李鴻章來到北京後，隨即便與慶親王奕劻開始拜訪各國使節，提出停戰議和。各國因為尚未就制裁中國的條件達成一致，而對此嚴加拒絕。

最先，甚至兩位代表的資格都不被承認。俄國因與日本在東亞的利益衝突，首先反對被日本「保護」的奕劻的代表資格，而深知俄國心思的英國，又竭力反對俄國的主張，並針鋒相對地不承認李鴻章的全權代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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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

德國對於李鴻章提出的議和建議反應最為激烈。德國人以克林德被殺一事大做文章，強行為瓦德西謀取了聯軍總司令一職。這位未曾與義和團、清軍作戰，聯軍攻破北京後才遲遲趕來的總司令，一入北京，便住進了中南海儀鸞殿，不久之前這裡還是大清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寢宮。李鴻章求見時，瓦德西態度強硬，在很長時間裡都不理睬李鴻章、奕劻，根本沒有議和的意思。他繼續派出聯軍向四面進攻，控制了西至山西、東至山海關、北至張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隸廣大區域，並不時放言要渡過黃河攻擊流亡的清廷。

對此，李鴻章毫無辦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著這樣的屈辱，繼續斡旋。這次，他一人要同時與十一個國家周旋。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諭懲辦禍首，宣布載漪革爵職，與載勛一起暫行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溥靜、載瀅一併交宗人府圈禁；載濂閉門思過；載瀾停全俸降一級調用；英年降二級調用；剛毅因病故免置議；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

清廷的這番姿態，終於產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見了李鴻章和奕劻，並允諾很快開議和談。但各國認為處理禍首依然過輕，所以議和遲遲未有進展，直到一個多月後，各國作出適當讓步，議和方才正式開始。

12月24日，因李鴻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館，會見英、美、法、俄、德、意、日、奧、比利時、西班牙、荷蘭十一國公使，接受各國所定的《議和大綱》十二條。這一大綱即是後來《辛丑條約》的雛形，按此實行，中國的基本主權在很大程度上將為各國牢牢控制。但已無力反對的清廷只得應准，3三天後，清廷發諭稱：「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輕重詳細節目，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

清廷批准議和大綱後，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也由此開始。李鴻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與各國「磋磨」，力爭「稍資補救」，然而列強態度強硬，寸步不讓。

在這場漫長而無望的交涉里，李鴻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損耗著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礙和談進展的關鍵問題，依然是列強認為清政府對於禍首的懲罰過輕。不得已清廷於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詔懲辦禍首。次日又下詔，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緊接著，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詔，對於曾經偏袒過義和團的官員痛下殺手，終於使各國滿意，掃除了簽約的最大障礙。

接著，雙方就賠款問題開始談判。列強按照每個中國人人均一兩的設計，提出了四億五千萬兩的賠款數額，以鹽課、厘金、常關稅、漕折作抵。而且進一步恐嚇清政府，不滿足即不退兵，中國要多付兵費。清廷屈服，於5月表示接受此數。此後，各項談判進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舉考試、懲處地方官員、禁售軍火等問題上，經向列強乞求和討價還價，也相繼成議。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鴻章與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它也成了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額最多，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一件條約。這一次雖未有割地的懲罰，但是該約所規定的駐軍及使館區制度，將中國的心臟部位置於列強的軍事控制之下。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條約發展到它的高峰，其後，雖然有些調整、變化，但大的內容和框架已經完全確定。

《辛丑條約》連同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與列強所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像一條條鎖鏈組成了一個巨大的網，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方面層層綁定，徹底將中國套牢在半殖民地社會的深淵。

李鴻章謝幕宣告舊外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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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閒居在賢良寺的李鴻章

當初，李鴻章離開廣州北上時，前來送行的南海縣令裴景福問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鴻章說：「我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天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說完涕出如縻，聽者愴然。

的確，為簽訂和約，李鴻章竭盡了他全部的力氣。自1900年底，他便開始患病，轉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視事。9月7日，簽字當天，他不遵醫生囑託，堅持參加簽約。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吐血。11月6日，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第二天，俄國公使還趕到李鴻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條約上畫押未逞。

俄使走後，他的老部下周馥見李鴻章「目猶瞠視不暝」，便哭著說：「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李鴻章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將其眼睛抹上，隨即瞑目。李鴻章帶著無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後，梁啓超對其評價道：「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不得隱忍將就於一時也。此吾所以深為李鴻章憐也。」

如果說《辛丑條約》的空前屈辱及李鴻章的悲涼離世，宣告了舊外交的慘敗與終結的話，那麼亦是從辛丑開始，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標誌了在內外交困的時代，在李鴻章的經驗教訓里，近代外交正醞釀著又一次艱難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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