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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路39號，一個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說熟悉，是我在1985.9-1989.7間，把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留在了那裡。那四年間，海淀路39號，是我和親友同學鴻雁往來的唯一聯絡地址。
89年7月，統一的政治學習之後，我從39號的西門離開，帶走的，除了幾大箱子翻舊的書外，還有夏日的憂傷， 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知何時能夠發芽生長的「思想」。
如今，當年的黑髮少年，已經滿頭斑駁，當然更大的變化，是我對世界和人生的認知。從海淀路39號西門搭車離開之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左右我的思想。
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今年下半年來，海淀路39號再次為公眾矚目，不只是因為海淀路39號有個叫人民大學的學校，更因為那些曾經在那兒生活過的海淀路39號的男女，他們的年齡，從白髮蒼蒼到青春少年，因為他們的努力，不少朋友說，應該推薦子弟上這個學校。
為什麼？你們懂。
從感謝人民大學者學習在我成長的歲月給我的教育和指引，我更感謝那些教過我課的師長們和後來相遇相識的校友們，感謝我的大學同學們，尤其是後者，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歲月里，一起度過了四年光陰，並在隨後的工作、生活中，無論價值觀政治立場如何，卻一直互相給予鼓勵支持。
值此非常歲月，以一篇7年前的舊作，《我的大學》，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回憶自己如何從懵懂的鄉下無知青年，成為一個能夠自己「思想」的人的。或許，讀者朋友能夠從中看到，今天的海淀路39號那些努力，是如何煉成的。
也許多少年後在某個地方，
我將輕聲嘆息將往事回顧：
一片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
離返校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得閒翻看當年製作粗糙的大學畢業紀念冊，同學們那些神態各異的黑白照片，那些畢業題寫的留言，或豪言壯語，或旁徵博引，或感性直陳，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詼諧，甚至那些插科打諢，一一讀來，怎無萬千感慨！
不經意間，大學畢業已經20年。
當今天的我，回首望去，來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細翻檢過去每一個路口的選擇，以及經過的路石，還是會發現記憶中那些斑駁的痕跡，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卻的物事，竟也忽然鮮活起來，潮水般湧現在眼前心頭，原本乾涸麻木的心，動了起來，眼睛竟有些濕潤了。
人老多情。蕭伯納說："回憶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前傳
我的大學母校，中國人民大學，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學。
2007年，我還在南風窗總編任上，特意從廣州趕回北京，參加了人大70年校慶，並因感慨而寫了篇《兩所大學的70年》（西南聯大和人大），產生了一個有關愛國者的命運的選題。而前些日子，我和新聞系畢業的一位師妹，現在是京城名記，還專門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輩學長，林希翎女士，唏噓感慨，也引以為豪。
不過，1985年，我報考人民大學的過程，還頗有些戲劇性。
我對人民大學最早的認識，來自於我的初中地理老師，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個生活清苦的普通農民家庭。我的中學時代，是在江蘇蘇南地區一個農村中學度過的。
這個中學叫前黃中學，當年坐落在我故鄉的一個鎮上，在我的故鄉大大有名，是鄉里先賢毀廟興學而來，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託，今年我特別敦請我的大學母校校長紀寶成先生，為我的中學母校題字，紀校長以"立德樹人，桃李芬芳"寄語我的中學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師1950年代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後來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學當地理老師，我並不清楚。當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錯過了了解的機會。不過，從胡老師那裡，我得到了關於中國人民大學最初的啟蒙。
高中一年級時，前黃中學調來了一位教導主任，兼政治老師，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蘇州望族，文革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後來因為歷次政治運動，輾轉做了中學老師，從此一直到退休（註：2015年10月，我回故鄉參加高中畢業30年聚會，李老師拉住我，說讀過我寫的許多文章，但他以一個「老運動員」的身份提醒我注意，我這才知道，當年他何以輾轉做了中學老師——反右前，還在人大黨史系讀書的李老師，參加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小組學習時對當時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峰的提法有想法，認為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於是被打成右派）。可以說，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後決定報考人民大學的最大的引導者。
我在前黃中學文科班的最後時光，應該說成績還算不錯。當時我的班主任管元龍老師，在全校高考填報志願動員大會之前，讓我考慮，由學校推薦報考南京大學（可加分20分），或者免試上南京師範大學、蘇州大學等。因為家境貧寒，管老師動員我報考南大。但會議一結束，我跟管老師說，我自己考。然後，自己填報了吉林大學哲學系。所以填哲學系，就是李培森老師給我們上政治課時，介紹過吉林大學哲學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師。不過，家裡人對吉林一無所知，父親連夜趕到中學，找管老師，請他阻止我報考吉林大學。管老師後來勸我，不報南大也罷了，報北大也行，我們村的一位老鄉，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那時候，自己年少幼稚，總想儘快離開熟人的世界，到一個陌生的天空去撲騰，不想進南大和北大就是這個原因。
於是，最後，我填報了人民大學哲學系。無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來對人大的鼎力推許外，就是因為人民大學哲學系在招生簡章上排在第一位。按當年我高考的成績，選擇哪個學校哪個專業都可以（當然，我們是在不知道分數的情況下填報志願的）。
"也許多少年後在某個地方，
我將輕聲嘆息將往事回顧：
一片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當我重讀或者默念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時，都會對自己當年的選擇感慨萬千。
雖然，後來我經常開玩笑，說男怕入錯行，自己是入錯了行，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選擇人民大學哲學系。
相反，感謝人民大學哲學系，它在我成長的關鍵時候，顛覆了我舊有的世界，給了我自己打開新世界的思維鑰匙，她讓我在後來的人生途中的選擇，與眾不同，卻依然那麼坦然無悔。
因為，人大這四年，那是我們真正的成人禮，思想上的成人禮。它奠定了我今天的價值觀基礎。
正傳﹒引路者
1985-1989年，人民大學和北京，給與我這個普通農家子弟的，就是一縷引領我走向未來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華給的，而是這個時代給予的。雖然期間也伴隨著巨大的創痛。
（一）師長們
我的大學時代是在混沌中開始的。
人民大學哲學系1985級，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們班30多個同學，來自全國各地，江蘇的，自然只有我一個。我所在的宿舍，8個同學，北京同學1個，來自順義，廣西2個，一個壯族一個瑤族，（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少數民族），湖北1個，四川1個，江西1個，河南1個。兩位讀理科的，是廣西瑤族和江西的同學。宿舍里按年齡，我排老三（事實上應該是老四，這是我們畢業多年後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紹的時候，我連普通話都說不好，結結巴巴，鬧得滿頭大汗。雖然考語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學二樓下的紫藤園中納涼，遇上談戀愛的學長學姐們，害羞躲開的，是我們！我甚至不知道，老家餵豬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饅頭，竟然是沒有餡的——我一開始還懵懂地以為，學長學姐們買菜就著饅頭吃，真夠奢侈的！
更不用說其他了。
這就是我對世界的了解。
當時我的認知，基本來自於課本和親友老師的言傳身教，但他們為我勾勒的這個世界，與我面臨的現實世界，距離竟然如此之遙遠。
打開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學系的課程設計和老師。
因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課程設計其實還在嘗試中。
在中學時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沒想到，上了大學，竟然又重新開始學習數學和物理了，心裡的抗拒可想而之。結果第一學期的時候，這兩門差點都掛了，其中一門，忘了是數學還是物理了，連續兩個學期，都參加了補考。
不過，讀哲學系，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課程雜。除了諸如馬列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美學、原著選讀、科學哲學等哲學系的基本課程外，當時的老師把集體到雍和宮等參觀、看錄像等，作為課程內容。同時，自由閱讀更是學哲學的人的機會。那個年代，正是讀書的好時光，我們有太多的時間，是在圖書館度過的。
雖然我已經記不起當年在雍和宮為我們班集體作介紹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對當年雍和宮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講得生動有趣，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歷史文化哲學的巡遊，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書本上的那些生澀難記的概念。雖然，很多東西，當時我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後來這樣的教學方式越來越少了。
組織看的錄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論片，是《讓歷史告訴未來》，雖然內容已經記不得了，好像是談中國軍隊的成長的，但為之配音的張家聲先生，從此卻刻記在我的腦海里。美學課組織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錯車》；有歐美片，比如《飄》、《音樂之聲》等。現在的學生們，要接觸到這些，實在太方便了，但在過去，這些於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當年的人民大學哲學系，更是群賢匯聚，星光熠熠。肖前、羅國傑、李秀林、陳先達、苗力田、張立文、方克立等，都是當時中國哲學界的大師，雖然我們於他們跟前耳提面命的機會很少，但我們都讀過他們的書，其中一些人，也會跟我們見面座談。而肖明（我的學年論文指導老師）、劉大椿（科學哲學）、張志偉（西方哲學史）、刑東風（中國哲學史）、李秋零（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順（價值論）、鄭杭生（社會學）、丁子霖（美學）、張兆梅（形式邏輯）、許啟賢（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大學畢業我差點到倫理所工作）、王旭曉（美學）、董永俊（馬列主義原著選讀）、索愛群（我曾幫著抄過書稿，掙些零花錢），以及那些我已經記不起名字的老師們，都在我成長的關鍵歲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給予過我指導。現在北大哲學系的陳波老師（邏輯學），我印象極其深刻地是，作為帶隊老師之一，帶我們去吉安做社會調查，嗓門比我大很多，還老批評我討論問題說話聲音太大——不過，那真是一次難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學系，當時的博士們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國博士）、遠志明（《河殤》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歐陽康、郭湛、單少傑、陳志良、陳宣良等。他們在精神上，給予了我們這些後進很多鼓勵和指導。其中一位後來成了我同學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89年春夏之交，當時他對我們說的一番話，令我印象深刻："以後，學生們可能會為學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會有這樣政治性學生運動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別感謝那四年，那是構建我基本價值體系的四年，我個人世界觀中，關於平等正義自由法治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等現代社會的基本理念，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充盈心中"，在學校組織的返校籌備活動時，我對請來的一位央視導演說，"那個年代，我們吸納的這種現代國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雖然很多也是經過二傳的，未必是原意，但當時我們是以理想主義者懷抱改造國家社會的心態，來吸收這樣新鮮的養分的，這與後來某些機會主義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樣，這些理念深深地鐫刻在了我心中。後來無論我在南風窗，還是中國周刊，引領我的，就是這樣的價值觀，後來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豐富這樣的認知。"
這是真的。
當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冊子，叫《四種主義在中國》，形象地描述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地現狀。不過，我的大學時代，現代國家和公民權利的理念，真在成為知識界傳播的新貴。如今成為顯學的新儒家，當時在國內還不是主流。
在我的記憶和認識中，那是中國式文藝復興——確切地說，應該是現代國家公民理念傳播的又一次開始——走向高潮並迅速凋零地時代，我們之後不久，物質主義就以摧枯拉朽之勢，將理想主義和田園牧歌般的舊式情懷，清掃得一乾二淨，甚至，連輓歌都沒來得及譜。不過，弔詭的是，有關現代國家和公民的理念，卻從此從學識的小圈子擴展開，真正在更廣大的民眾中紮根發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有壯美的青春。家國天下的宏大敘事，充盈於我和我的大多數同學心中。
講座。雷禎孝先生關於人才和人的價值以及對於過去主流意識形態工具論螺絲丁論的批判，王若水先生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的問題，等等，於我而言，振聾發聵。
當年，人民大學800人教室的講座，可謂往來無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僅是800人教室，那時，我們追逐於海報欄中各種講座信息。講座，那是我們在課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個窗口。我絲毫不懷疑，在其他地方，這種機會要少得多。
電視片。電視片對我影響很大的，除了《讓歷史告訴未來》外，影響最大的就是《河殤》。那真是一部讓人省思的片子。雖然今天來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觀點，但在那個時代，不破不立，歷史可能就需要這一過程。
導師們。那是一個盛產導師的時代。除了印在書本上作古了的外國人中國人，還有很多當時國內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還能回想起來的有，李澤厚（當時對我影響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李洪林（四種主義在中國）、雷楨孝、劉賓雁、蘇曉康（河殤）、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包遵信、金觀濤、劉小楓（詩化哲學）、歐陽謙（人的主體性和人的解放）、湯一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龐朴（文化的民族性慾時代性）、成中英（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謝選駿（神話與民族精神）、何新（諸神的起源）、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維錚（走出中世紀）、趙鑫珊（哲學與人類文化）、蕭功秦、周國平、俞吾金……
書報刊。那是一個火紅的出版年代，感謝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載時代思潮的書報刊，成為我們追逐的對象。到北京上學後，我省吃儉用，或訂閱，或零購，《讀書》、《新華文摘》、《世界經濟導報》（1989年停刊）、《書林》（已停刊）、《武林》或《中華武術》，等等。
如今，我還會偶爾翻閱一下《讀書》和《新華文摘》，而當年積攥的《世界經濟導報》，在印刷學院搬家後不知蹤影，《讀書》和《書林》，則封存在我東直門外已經出租的房子壁櫃裡。
除了報刊，更多地是圖書，影響最大的第一本讀的外國人寫的顛覆中學時代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是《理想的衝突》（內部資料，賓克萊著）。第一本關於中國文化顛覆性的作品，是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還是看看當年我省吃儉用至今還留在書架上財富（主要是來自海外的思想財富）吧：
思想錄、懺悔錄（奧古斯汀，盧梭）、社會契約論、遺書、小邏輯、培根論說文集、第一哲學沉思集、自然哲學、精神分析引論、西方哲學史（羅素）、隨筆（蒙田）、歷史主義的貧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學、存在與虛無、西西弗的神話、福澤諭吉、哲學人類學、文化模式、從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紀哲學、單向度的人、毛澤東和後毛澤東時代、哲學中的變革、生命的悲劇意識、神聖名義下的爭鳴、自卑與超越、救亡與傳統、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走向未來叢書、西方的沒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來形上學導論、馬恩選集、馬克思傳、恩格斯傳、資本論、理性化及其限制、論有學識的無知、結構主義、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現代西方社會學、美的歷程，批判哲學的批判、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反右運動、當代西方哲學思潮、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快樂的科學、生活與情緒、情愛論、不斷革命論、幻想與現實……
很難想像，還會有這樣的場景，薩特、波伏娃、加繆、馬克斯o韋伯、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尼采、叔本華、盧梭、帕斯卡爾、奧古斯汀……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那些生澀難啃的著作，竟然能成為當年大學生，無論文理科，談話流行的主題！
這樣的時代，只有理想主義的時代才會出現，現在，它永遠地走進了歷史。
除了這些，圖書館是我們更大的選擇。除了那些西方學術名著，國內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魯迅、錢穆、侯外廬、馮友蘭等國內思想家學者的一些作品，也開始走入我們閱讀的空間。
那個時代，真是一個最好的學習時代。除了與專業相關的書籍，我更多地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看了大量的電影（現在，我已經基本不看電影了）。
除了金庸古龍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以及當時流行的國內小說（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柯雲路的《新星》，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等，影響最大，也於我影響很大），和古代筆記小說外，大量的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著名小說，大多是在大學時代完成閱讀的，那個時候，可以說，我們既是武俠小說迷，也是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小說迷，還有印度的泰戈爾。而德國人施篤姆的《茵夢湖》，夜深人靜回味起來，至今讓我扼腕嘆息。更不用說偉大的莎士比亞了。
不僅是那些國家的小說迷，我還是那些國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辦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馬拉松、這裡的黎明靜悄悄、機組乘務員、兩個人的車站、德黑蘭1943、老槍、最後一班地鐵、倫敦上空的鷹、虎口脫險、寅次郎的故事、片崗刑警、愛情故事、音樂之聲、飄、北非諜影，還有更多無法一一列舉的片名。
除了小說電影，還有詩歌。詩歌是我上大學個人閱讀的一個重點。中國古代的詩詞自不用說了，普希金、萊蒙托夫、阿赫瑪托娃、惠特曼、愛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島、舒婷、顧城、里爾克、聶魯達、波德萊爾、紀伯倫、蒙塔萊、彼特拉克、雪萊、濟慈、白朗寧夫人……
流行音樂。流行音樂是解構傳統主流意識形態卻相對較容易被漏過的利器。崔健、張明敏、侯德健、蘇芮、齊秦、費翔、郭峰，等等。諸多港台歌星開始滲透，竟然是進一個紅一個。崔健（一無所有）。侯德健（龍的傳人、熊貓咪咪、三十以後才明白、酒干倘賣無（蘇芮演唱））、蘇芮（請跟我來，跟著感覺走，是否），齊秦（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大約是冬季）。郭峰（讓世界充滿愛）。還有諸多港台歌星開始滲透。
當然，還有來自歐美尤其是美國的歌曲，雖有語言隔閡，卻也傳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約翰丹佛……
（三）不該遺漏的導師們
1980年代中後期，新權威主義在國內傳播達到了高峰。因為現實政治的需要，新權威主義一度成功地實現了政學合流，在政界被推崇。當時其代表人物有吳稼祥、王滬寧、蕭功秦、王逸舟等。
不過，新權威主義當時即遭到了知識界的強烈狙擊。後來王滬寧和蕭功秦尤其是前者頗有隱身滬上之意。不過，沒有想到的是，89之後原來身居要津的吳稼祥即遭厄難，王滬寧卻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當年學術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際明顯，令人扼腕的，也不過如此。
今年在吳稼祥老師博客上讀到他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樹的演講，說胡在牆和蛋之間，明知粉碎自己，也選擇了站在蛋一邊，讀後讓我感佩於心。我原本想約請吳老師開專欄，吳老師原也答應，但形格勢禁，終究未能成為現實。
新儒家那個時候雖未像今天似的成為顯學，但那時已蠢蠢欲動。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開始在國內出版發行不少。
不該忘記的還有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王實味儲安平梁漱溟》兩本書當年頗受歡迎。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在內地甫一發行，頓時洛陽紙貴。
科爾內和《短缺經濟學》。今天物質生活豐盈的人們，自然不會知道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了，也難以明了短缺經濟學何以能成為當時經濟學引進的主流。
當然，還有特里爾的《毛澤東傳》。
戈巴契夫與《新思維》。改革需要新思維，當年的戈巴契夫新政，最終帶來了傳統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和失敗。
還有胡績偉，還有那些去國離鄉葉落無望歸根者方勵之夫婦、萬潤南、陳一諮等等。
……
我的女兒朱佩瑋，不到6歲時，還不認識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書架上的一本《湯姆叔叔的小屋》，吵著她媽媽給她讀，如今就快讀完了。我曾經很擔心，這個年紀讀這樣的書，對她的成長有何意義。後來我突然明白，這個時候她要讀，就讓她讀吧。也好，這本書里，所描述的感傷的殘酷的場面，以及閃耀的愛可以戰勝奴役的內涵，也許會因此而埋藏著她心靈深處。在一個浮躁而殘酷競爭的現實世界裡，讀書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說，更何況是老小說。也許她今後再也沒有機會去讀這些書了。
海綿。那個時候，我們真的就像海綿一樣，貪婪地吸納各種社會思潮，不管有無營養。但它們卻在我自身學養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甚至可以說，我的人生，某種程度上，那個時候，就已經註定。
很難想像，現在的大學生，還能夠和我們當年一樣，沉下心來，不帶任何短期的機會主義心態，去閱讀這些人和他們的作品，努力實現與他們在心靈上的溝通交匯，並追隨於那些偉大的靈魂。
外傳
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
--帕斯卡爾
"我們這一代，是理想主義終結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籌備會上，同學們對這個有著共識。
是的，89年消散的，不僅是現代國家和公民啟蒙思潮的高峰，還有傳統的理想主義和凝聚的對國家命運的共識。改變的，除了朝野關係，更有我們自身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和歷史的軌跡。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學85級新生開學典禮。後來來看，這是一次具有標杆意義的開學典禮。
新任人民大學校長兼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同志，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鵬和王震同志，以及眾多位高權重的老同志，一起參加了我們的開學典禮。當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花了很長時間，播報人大85級新學年的開學典禮。
開學典禮上，袁寶華校長和李鵬副總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我們的未來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個簡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後。
尤記得，當時袁校長說，四年之後，希望我們在這裡再次開會，歡送你們這些共和國未來的建設者。
但是，四年之後，我們是在悄無聲息，甚至是在社會上充滿了懷疑的眼神中，告別了人民大學，到新的崗位後，迅速下基層勞動鍛鍊。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總後3209廠鍛鍊了半年。這是個印刷廠，當時印刷的最有名的雜誌，是海外文摘。我在這裡學會了上紙、打包、推紙筒。
1985-1989年，北京曾發生多起學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發的（當時北大學生經過人大時，天剛下過雪，我正在樓道里看電視播放的《兩個人的車站》），也有因政治而發生的——人大也有這個傳統，剛恢復高考不久，人大的師生就為文革期間被占的校舍問題，和二炮鬧個不斷——我們認識的人中間，有再也見不到——新聞系一位同屆同學，曾經和我們大打出手過，畢業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來進修的老師，一直跟著我們上了好幾門課——前些日子同學聚會，我說他當時是因為想追我們班的某位女同學--腿部也受了傷，我們班好幾個女同學當時還去醫院看望他，現在也失去了聯繫。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個中心，我在人大校園裡，和我師兄聊天時，聊到"哪有抬著毛主席周總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話題時，差點遭到工人兄弟的圍攻。自此，我對不管是民粹主義還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義，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當年劉賓雁在人民大學演講時，說：「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僅有張志新，還有林希翎。」
歷史沒再讓人民大學出女英雄，這也算是歷史和社會的進步吧。
即便強力可以剝奪自由和生命，但卻無法剝奪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爾說：「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
這些其實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處，只能列入外傳了。
經歷是人生最大的收穫。到了今天，回首過去，其間也有諸多幼稚之舉，但無需汗顏，因為這並不是最重要的。
有兩種態度讓我一直努力追隨。
對過往的歷史，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篇即言，對以往歷史需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決不能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態度。
對過往的學說，我們須如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所言："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對於徹底顛覆歷史，把問題都推諉給死人的觀點，向有微詞；而對於重新興起的某些街頭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義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時代發生了變化。懷特海說："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舊文明的基礎打個粉碎。"
現在，我更在意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變革。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後小花的輕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雲霧，
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戴望舒
當然，大學的生活並非只有這些正劇。如果全是這樣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難免崩潰掉，好在我們的生活還是很豐富的，它有益地調和了我們所遭遇的考驗。
當年商品經濟已經開始滲入學校，人大校園裡轟轟烈烈的舞會和咖啡館，就是我們85級的同學搞開的，還有賣書賣其他商品。
我的班長文學國（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他們，賣的是一本世界政治與經濟的什麼書；曾經當過我們團委書記的楊靖峰（現在是個農場主），賣的是從潮州帶來的香菸和TDK盒帶，當年他們都掙了不少錢。
不過這些都沒有我，我缺乏商業頭腦。當時電腦還不流行，我當時做的，主要就是給老師謄寫書稿，一千字一元錢，最多的一次，上課下課都在謄寫，一天搞了1萬7千字，掙了17元錢，對於我來講，也算是個大數目了。當然，我故鄉鄉鎮企業發達，當時有人編那些名錄，放暑假時，我曾騎著自行車，奔波於我的故鄉各鄉鎮，也搞成了3單，掙了些買書和喝酒的錢。
大學時代，我來自故鄉的學長們，對我們這些後進，也是提攜幫助有加。82、83、84那些學長們，一撥一撥地成了我們生活的領路人。而到後來，我自己也與年輕的師弟師妹們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學時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學許小方，大學畢業在我的留言本上戲稱："除了大碗地酒和眾多的美妞，你還喜歡什麼？每當你得不到的時候，就大喊大叫，這可不好，得慢慢來。"而忠山兄在填寫志趣一欄時，寫的是："喜歡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實上，到現在為止，我的啤酒也還不行）。留言則是："青島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夠，來點散裝也行--酒囊老弟贈飯袋兄"。今天讀來實在忍俊不禁。
當時我在我們宿舍酒量應該是排第二（現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臨離校，我的舍友肖順平同學，就是瑤族的同學，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於是買來了通化紅葡萄酒，燒雞和朝鮮涼菜，肖同學把通化紅倒在飯碗裡，一瓶兩碗一下子幹掉後，然後，倒下了。不過，肖同學現在酒量大有長進，這兩年我去南寧，總會和肖同學切磋一番。
我被逼著跟了一瓶後，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幫同學起鬨架秧子，結果被迫又連幹了2瓶，6口乾掉了3瓶通化紅！結果是，我已經爬不上我的鋪位了（我住上鋪），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學的鋪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塗。更要命的是，當時我們住學2樓5層，那個時代晚上停水，半夜起來，什麼水都沒有，這個難受勁，回想起來，至今不寒而慄。
大學時代，人民大學東門有一個海豐餐館，就在現在當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敗，但那個地方的魚香肉絲和水餃，絕對地棒，到3、4年級，我們是經常去光顧了。
與師弟師妹們的喝酒，以白酒為主，至今這個酒局還泰半存活——每年回家，總會與師弟痛飲，而每年師妹從美國回來，也總會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師妹臨去挨餓之前，壯行酒是我請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從美國回來公幹，不到一周，一起喝了兩次，分手之時，竟然很傷感，只能簡訊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囑咐回家別忘了給我們電話。
當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學時，我體質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纏著我。那個時候，我的體育老師李德印，是太極拳宗師李天驥的傳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學孫雙平學太極和站樁的。
孫雙平是甘肅莊浪人，我上中學時讀過《麥客》，對莊浪很有印象，所以我們成了好朋友。孫早年習武，頗有功力。體育課上，雖然只是重學二十四式簡化太極拳，但孫還是上了這門，李老師看了他的表演後，誇了句底子不錯。可惜，我竟沒能堅持下來。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開心莊園摩爾莊園中的遊戲，而是當年北京大學生冬天的一種生活方式，也並非我們85級獨美。
北方的冬天當時有一街景，就是到處堆放著壘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當時北方冬天的當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學食堂周圍的馬路邊上，到處堆著白菜。當時大學生活還比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總是餓得慌，於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邊的白菜，當然，這也有傳承。高年級的同學會告訴新進者，晚上煮白菜不錯。
一個宿舍的同學總是輪流去偷，經常會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後，用水洗乾淨，電爐子上，清水燉白菜，偶爾也會放點鹽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調料，但清水煮最常見。也許是因為當年生活實在不好，這樣也算是佳肴了。後來跟朋友們聊起，大家都還津津樂道。
偷木板。大學時候偷的，不僅有白菜，還有木板。
有人會問，偷木板幹什麼？
其實當時大學宿舍里，流行一種時尚，就是用塊木板擱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書和雜物，當時那女生宿舍都有這塊木板。2米長一點，20公分寬。我們理論系學生書多，更需要這塊木板。不過，這塊木板並不是學校配的，而是偷的！
現在想來，很難以置信，哪兒來這麼多合適的木板給學生偷啊？
當時我們85級同學的木板一般有兩個來源。一是畢業班傳下來的。有機靈的或認識高年級同學的，早早就定下了，不過，他們的也是要麼是偷來的，要麼是傳下來的。
另一個途徑就是偷來的。我的就是偷來的。與同學去學校的建築工地偷來的。工地山工人也許是見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兩聲，並無其他動作。扛回宿舍後，擦乾淨，用報紙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戀愛。大學本是戀愛的好時光，不過，我發育晚，別人忙著談戀愛的時候，我正忙著看小說喝酒呢。不僅是我，我們許多同學也是沒有這樣的經歷。結果成了無故事的人，實在無趣。現在後悔得很。後來跟同學聊起，說我們這一代錯過了美好的時光，損失一定要讓下一代奪回來，要讓我們的孩子，在幼兒園就有故事。
當然，也就是一樂而已。
同學之間的情誼，自是山高水長。因為我們曾經一起，經歷並見證了這個國家巨大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轉型。
在廣州期間，我的那些早已在廣州生根發芽的大學同學，無論是否同班，總是喜歡拉著我一起，熟悉廣州的風土人情，讓我這個新外鄉人，感恩於心。而軍偉兄是我蘇北老鄉，黨史系，大學期間我們一起在一個班上英語，他在廣東掛職期間，竟能通過在飛機上閱讀南風窗，通過這本雜誌的版權頁，認定是我在做，輾轉把電話打到我辦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聯繫上的我，絕對算是同學情誼的一段佳話。
四年風雲激盪的歲月，在萬餘字的個人記憶里，難免掛一漏萬。自然，也有其他考慮，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對於博客里的個人記憶，向來是一氣呵成，不願意打磨檢查，所以錯別字乃至記憶的疏漏都是常見的，但畢竟是個人記憶，也是在博客里公開的，既考慮了個人立場，也基於遵循時代所允許的呈現方式，記憶自然也會有所選擇了。
這也算是一點遺憾吧。
逝者如斯，煙雲若塵，悠悠往事，付梓以銘。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於旭日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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