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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班主任的勞馬
勞馬的大名叫馬俊傑，勞馬是他當作家時用的「筆名」，我們私下聊天的時候，主要管他叫「老馬」。在我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能預測到馬俊傑以後會變成一個作家，那還是在1980年代初，大家把作家這事看得很嚴重，腦子裡直接對應的都是魯迅、巴金、曹禺、老舍，總覺得離我們的生活很遠，但老馬離我們又是如此的近。
老馬離我們近是因為他當了我們的班主任。1983年，有40多個男生女生或滿懷希望、或略帶悵然地加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八三級這個群體。我屬於那些懷著希望的，儘管並不知道哲學系是幹什麼的，但是我對大學的其他也一無所知。我中學的班主任幫我選擇了這個專業，後來才知道他也並非是出於對哲學的愛好，而是因為我們中學上一屆也有一個人考入了哲學系，這樣便可以有個人照應。對於一個從未離開過紹興的孩子而言，遙遠的北京可以找到一個熟人，這個理由足夠堅強。那些惆悵的人，則是因為他們是被「調劑」到哲學系的，他們本來希望讀個財經法律，以便畢業後掙大錢。
其實，按老馬自己的說法，在進大學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有中國人民大學這所學校，1980年，考了大連金縣文科狀元的他最初的志向是報考北大中文系，但有趣的是他的校長以前的理想是人民大學哲學系，所以便把自己的理想「強加」給了這個苗子，並鼓勵說，畢業後，最差也混個「縣長」噹噹。事實上，校長的「粗暴」干預對於老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第一，他當了我們這個班的班主任。第二，他的小說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思考力，這一點顯然受惠於哲學系的學習。第三，他也的確當了比「縣長」更大的官。
要說，老馬只當了一年的班主任就去干別的工作了，這也是他惟一的一次班主任的經歷，但他卻是我們至今依然還保持密切關係的班主任。按老馬自己的說法，「好在我頗有自知之明，沒有以班主任自居而持『黨衛軍少校式』的惡人，因而贏得了大多數同學的信任和好感。現在檢討下來，我自覺當時把握拿捏的分寸感還不錯，只與同學談心，而從未與女生談情」。這篇題為《為八三級祝福》的文字，寫於2003年，那個時候，老馬已經「貴為」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副書記，但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是那個「老馬」，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學長，可以隨意開玩笑、大口喝酒的朋友。
說實話，在老馬當班主任的一年中，向來屬於班裡邊緣人的我與他的聯繫並不那麼多，但據與他過從甚密的馬景陽等人的說法，老馬與他們暢談的是薩特、王朔。而且在不當班主任之後，依然有許多的交流，知道這些情況之後，我甚是後悔當時沒有主動去接近老馬，否則本科生活會豐富得多。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老馬作為一個成功的班主任，是一個「歷史的巧合」。首先，他1980年考上人大哲學系，當我們班主任的時候，我們已經大二。這樣的年齡差距讓我們產生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其次，老馬當時亦是「孤獨一枝」，這讓他有許多時間參與本班同學組織的郊遊活動，比如一起騎車出遊等等，而他談心而不談情的原則，讓男同學對他產生許多人格上的尊重。第三，19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各種思潮紛至沓來，老馬作為一個年長几歲的學長，占有一種知識上的優勢，加上其語言一直豐富多樣，如此這般，便是老師加兄弟的友誼。
對於我個人而言，與老馬的交往反而是在大學畢業以後多了起來。因為我和我太太都是哲學八三的，而我太太碩士畢業之後，留在人民大學出版社工作，這下都住在人大的筒子樓里，不過我們住在紅一樓，馬老師住在學七樓，那個樓現在不存在了。反正是過不多久，馬俊傑便開始先當副校長，後來又當副書記，算是人民大學的校領導，級別早就超過了一個縣的「縣長」。人大校園比較小，所以無意中也經常能碰面。這個時候，我們其實也沒太把馬老師看作是校領導，而是像一個學長一樣，遇到一些需要拿主意的事，會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也總會以一種比較機智的方法，讓你覺得既給你指了條明路，又讓你自己作決斷，很是巧妙。
最近幾年，隨著年長，那些畢業後去了外地的同學逐漸成為各地的領導，所以經常要到北京來匯報工作，同學們如若相聚，總會想到請馬老師敘舊，有時得償所願，有時錯進錯出，但每次與馬老師見面，總是歡聲笑語。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關於王軍霞的一個故事。馬老師長期主管學校的工會、體育等工作，前些年有許多世界冠軍到人民大學來求學，其中包括奧運冠軍王軍霞。據說王軍霞看到馬俊傑的名字，馬上想到她的教練馬俊仁，加上都是大連一帶的人，就問馬俊傑和馬俊仁是什麼關係。馬俊傑的回答是：就好比松花江和松花蛋的關係。這樣的高級幽默王軍霞想必要有許多時間才能回過味來，但我們聽了之後，還是不禁要慨嘆這種急智。
作為作家的老馬
漸漸的，我們都知道了，老馬變成了一個作家，並有一個筆名勞馬。雖然我們很熟悉老馬，但真沒幾個人知道「勞馬」就是老馬。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都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一個大學的副書記和一個著名作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正如閻連科所說，作為一個十分熟悉勞馬的人，我們往往會因為他的職務與工作「本能地慢待他的寫作」。後來勞馬的小說得了蒙古文學獎，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勞馬小說的價值，這事就嚴重了。
我最初比較系統地閱讀勞馬的小說是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個別人》《傻笑》等，後來又有《潛台詞》《有意思》。作為一個長期在大學教書，又以哲學為職業的教師而言，勞馬小說中的許多背景我們是那麼熟悉，眾多的人物仿佛都生動地行走在我們的身邊。
小說里有許多大學教授，他們或忙於四處講課、或奔赴各地考察、甚至為了一件小事與自己並沒見過面的碩士生打架，這些在社會上看上去像模像樣的人在勞馬筆下都變成了十分可笑的人。這種十分具有反差性的描述首先構成了一種閱讀上的快感，因為我們從不同的教授和知識分子身上能看到這些屬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場景化的描述，而又典型地體現出這些人物身上的「猥瑣」「自私」和「虛榮」。但是這些特徵又會很自然地映射到自己身上，這導致我在閱讀勞馬的小說的時候，總帶有不快的「代入感」。
勞馬的小說，因為短，所以是那種隨時都可以拿起來看，隨時都會給你一種衝擊的體驗，比如看他收在《潛台詞》中的素材，就很有一些諷刺和自嘲的混合，「我相信拿到書的熟人們絕大多數都讀過了，直接把書扔到廢紙簍里或送到廢品站的人畢竟是極個別的現象，因為他們再遇見我時總要跟我談談讀後感之類的事情。差不多所有讀過我送的書的人都顯得挺興奮，熱情洋溢地誇我的書『太逗了』『真有意思』『簡直神了』『就跟真的一樣』等等」。我明明是在讀小說，我知道把小說里的人物描述直接對應到生活中，是缺乏文學素養的表現。但是，我也拿到過勞馬送我的小說，我也讀過，見到他的時候，會興奮地跟他談他的小說，然後說「真有意思」。這種小說場景和實際生活的措置，導致我們在閱讀這些小說的時候，經常會產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緒反應。
前文說過，勞馬是被他們中學校長帶進哲學系的，但這個安排似乎是一種「命運」，也就是說，對於一些以寫短篇為主的作家而言，如果作品裡缺乏那種哲學式的機鋒，那是不堪想像的。勞馬小說最打動我的地方就是以平常的語言，揭示生活中的荒誕，但又需要把這種荒誕進行日常化處理，使之不變成「諷刺」和「批判」，而是試圖呈現荒謬是生活的本質，這就需要十分深厚的哲學基礎。
對此，勞馬顯然是做過一些思考的。比如他在給我的《偶開天眼覷紅塵》所寫的序言中，著重討論了哲學和文化的關係。
他認為哲學長於講道理而文學優於講故事，各有需求，然「還有少數哲學家親自動手，直接參與文學創作，形象與抽象、闡釋與描寫、思考與想像「兩手抓」、兩不誤、兩手硬，如薩特、加繆等『兩棲式』哲學家—作家，就是成功的典範。不過，哲學家講故事時常有一個通病，就是念念不忘其思想主張和主義觀念，看以講故事，實際上還是講道理，只是讓思想穿上了故事的華麗外衣。導致故事情節弱化、人物形象模糊、細節真實缺失、描寫份量偏輕等不足。」他說的這些通病其實沙特和加繆身上也很明顯，我其實就是把《局外人》當作存在主義的理論著作來讀的。換句話說，如果不了解存在主義的理論，而直接閱讀《鼠疫》《局外人》這樣的小說，是很難體察到其中的妙處的。
勞馬覺得文學家試圖進行哲理探索時，同樣會遇到瓶頸。「小說家同樣不適於講道理。當他們突然燃起要高談闊論一番自以為深邃思想的衝動時，你會感受到他們那種不得要領的東拉西扯和氣喘吁吁地在原地打轉翻滾，只見塵土飛揚，不見真槍實彈。比如有的作家們談起真善美愛，便是一通形容比喻，擬人化物，花草雲霞，天地人神，水中月雪中花，瞄來瞄去不知靶心在哪。而哲學家們則三言兩語，直抵要害，乾淨利落。所以，哲學與文學是兩個迥異的門類，闡釋與敘事是不同的手藝活兒。正因為如此，當有人沒完沒了地質疑莫言小說的思想性時，據說莫言情急之中撂下了這麼句話：『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寫』」。如果，只是拿中國作家作為分析對象的話，小說所試圖表達的思想性的確是很少的，魯迅的小說對於人性和生命中的無奈的發掘至今仍是一個高峰。相比巴金的《家》乃至曹禺的《雷雨》在文學成就和思想深度上的落差還是很明顯的。外國小說在這方面比較突出，比如《我的名字叫紅》《百年孤獨》等，與其說是小說，不如看作是一本哲學書，只是他們比只玩弄哲學概念的哲學書更具有可讀性。
這裡我必須肯定的是，勞馬的小說，或許在思想性的面向上已經是當今中國文學的翹楚，只是在形式上或者是對於人性、社會的思考上或許可以更為多樣一些。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勞馬離開人民大學去另外一個教育機構擔任領導去了，不知是更有時間搞創作呢，還是要更忙於行政事務？而我們人民大學哲學八三級的同學，今年也迎來了畢業30年，勞馬寫過一個短篇《班主任》，裡面寫一個得過腦溢血的班主任錯認去探訪她的同學的情節。我知道那是小說，不是事實，但我還是希望勞馬記得我們，因為我們記得他，並通過閱讀他的小說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