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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合肥市大興集的人民公社為興辦工廠，瘋狂地挖開了一座「賣國賊」的墓地。隨後人們用繩子拴住屍體，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這個最終落得粉身碎骨的人便是晚清重臣李鴻章，他因一生簽訂30多條不平等條約而被百姓視為賣國賊。
《馬關條約》之後李誓不入日國土
《馬關條約》的簽訂是李鴻章的「罪證」之一。其實在和日本人的談判中，李鴻章已盡了最大努力。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下關與日本談判期間被日本浪人用槍打傷，他的女婿張佩綸寫信勸李鴻章應借槍傷請假歸國，不要讓他自己和整個家族成為眾矢之的，但李鴻章並沒有計較個人得失，而是利用槍擊事件讓大清挽回了一億兩白銀的損失(詳情見本報2010年12月6日秘聞版)，親自簽訂馬關條約後，李鴻章發誓以後絕不再踏入日本半步。1896年李鴻章自歐美訪問歸來，到達日本海岸再換船回國。日本政府聽說李鴻章要經過日本，早早就準備了行館，但李鴻章堅決不上岸，一直等到接李鴻章的船開來了，在兩隻大船之間搭上跳板，李鴻章才在隨從攙扶下走了過去。
李竭力壓低庚子賠款數額
另一件讓李鴻章背上罵名的事則是《辛丑條約》的簽訂。慈禧對八國開戰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他認為中國單獨對付日本尚不能戰勝，向八國列強開戰，無異於自殺。
此後李鴻章聯絡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在上海與八國駐滬領事議定「東南互保」條約，規定雙方互不侵犯。東南互保讓富庶的南方免遭破壞，為中國保存了最後一點元氣。1900年6月，為收拾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催其北上議和，部下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鑑，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但李鴻章仍抵京收拾殘局。在談判中，李鴻章以皇室對八國開戰的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為外交藉口，保全了領土的完整，並將向列強賠款的數額從10億兩降低至4.5億兩白銀。1901年，《辛丑條約》簽字儀式，原本應由奕劻簽字，李鴻章對奕劻說：「天下最難寫的是自己的名字，慶王以後的路還長，你沒必要把自己搭進去，這賣國條約還是讓我來簽吧！」簽完字的李鴻章口吐鮮血，一病不起。
梁啓超：「吾悲李鴻章之遇」
臨死時李鴻章賦詩一首：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已，諸君莫坐等閒看。李鴻章死後不久，梁啓超評價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翁同龢：空言誤國的「清流派」
翁同龢，先後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任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其為官以清廉與尚氣節而著名，是清末晚期「清流派」代表人物。所謂「清流派」，是指以清流自居，敢直言上諫的言官，但他們大多不了解國際形勢，對外交與軍事沒有任何實際經驗。
翁同龢畢生以扳倒李鴻章為己任，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雖然裝備上占有優勢，但清軍與日軍在體制、訓練等諸多方面相差懸殊，而且準備不足，主張儘量避免戰爭。但翁同龢高舉道義大旗竭力主戰，認為和談便是賣國，結果清軍慘敗。
關於翁同龢為何一直竭力主戰，他的學生王伯恭(曾任袁世凱的總統顧問)所著的《蜷廬隨筆》中記載：「甲午戰前，翁同龢一力主戰，李鴻章言不可輕開釁端……我去見翁，向他力陳主戰的錯誤。我說：『我國無論兵器還是戰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輕率地開戰！』翁說：『李鴻章治軍數十年，掃蕩了多少人！現在，北洋有海軍陸軍，豈能連一仗都打不了嗎？我正想讓他到戰場上試一試，將來就有整頓他的餘地！』」翁同龢的行為只是晚清清流派官員的縮影。
李鴻章於暮年曾憤激地說：「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國家利害，但信口開河，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天下事，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