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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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發表時間：2015-07-20 23: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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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周國平周國平尼采周國平人生沉思錄
最新一期《鳳凰周刊》專訪當代著名作家、哲學研究者周國平。周國平回憶了自己在「狂熱年代」稀里糊塗走進哲學大門的過程，以及如何走上研究尼采之路。周國平自認為，尼采是符合自己的素質和氣質的。而對於「自己的批判性變弱」的說法，周國平回應稱，自己既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一個公知。對於自己的哲理散文近似於「心靈雞湯」的批評，周國平認為，那說明他還不具備辨識的眼光。
以下為報導節選：
周國平：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鳳凰周刊》記者/徐偉
中國大陸當代作家中，周國平是獨樹一幟的。他不僅憑藉一手清新明快的「哲學散文」獨步天下，也總與現實世界刻意保持著距離，這個距離進可觀世相萬物，退可獨在小樓成一統。
你很少能在公共場合見到他的身影，但他的文章總會時常跳躍到你面前。
周國平是哲學科班出身，1962年進入北大哲學系。他的哲學道路是從枯燥無物的蘇聯哲學開始，但很快將其拋棄並轉向尼采，他在1980年代翻譯和撰寫的尼采著作，成為暢銷、長銷作品，為他帶來最初的名聲。此後與甘陽、徐友漁、陳嘉映等人一起創辦的「文學：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為當時聲名顯赫的「文化山頭」之一。
他一手寫哲學，一手寫散文，再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變成風格鮮明的周式哲理散文，俘獲了幾代人心。
2014年，他出版了演講集《幸福的哲學》與《人文精神的哲學思考》。2015年5月，散文隨感集《覺醒的力量》與《人生不較勁》出版了。年屆七旬的他仍然高產，我問他關於作家的生理年齡與創作生命的問題，他說藝術家或者哲學家是相對超越年齡的，只要思考是敏銳的、創作熱情是高漲的，心態就是年輕的。雖然沒有人能擺脫年齡的限制，都會走向衰弱，但他依然會按照自己的計劃閱讀和求索。
在狂熱年代稀里糊塗走進哲學大門
記者：你是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當時哲學跟政治關係非常緊密，北大哲學系是意識形態的重鎮，跟北京市委及中央有直接聯繫，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北大哲學系老師貼出來的。能否談談你上學時的情景？
周國平：我進北大的時候，正值中蘇論戰的高峰，政治氣氛異常緊張，北大哲學系是北京市政府定的「典型」，長期派人蹲點，大部分學生的政治熱情都非常高。那時，中央不斷發表評論文章，文章會在校園廣播，許多人聚在高音喇叭下聽。我當時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覺得他們很可笑，不知為什麼要這麼熱情。
當時報考哲學系的學生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理工科成績比較差，考理工科沒希望，只能報考文科，就選擇了哲學系；另一種是在中學時期當學生幹部，他們覺得哲學系的培養目標是從政，哲學系畢業後能當幹部，後來的確有很多人當了幹部。
我的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我的理工科成績很好；另一方面對政治不感興趣，中小學幾乎沒當過幹部。我是抱著做學問的目的進北大，當時對哲學也不了解，沒看過真正的哲學書。我之前只是將《毛澤東選集》看了好多遍，毛澤東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這句話指引了我報考哲學系。因為我既喜歡數學，又喜歡文學，上哲學系可以二者兼顧。後來我發現，雖然稀里糊塗地進了門，但還是進對了，我是真的喜歡。
記者：當時師生對待上課是怎樣一種態度？
周國平：很多老師都是糊弄事的，但也有水平很高的老教授，不過因為我們是低年級，老教授很少給我們上課。我記得老教授中只有心理學家程乃頤給我們上過課，而他們也有對付過於政治化的辦法，就是隨便應付，其實也沒有講什麼東西。當時所有的哲學課，無論是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都要用馬克思主義去批判，所以知識性和思想性都不強。印象中講得比較好的是張世英，他給我們講德國古典哲學，講黑格爾，條理非常清晰。
大部分學生都隨大流，熱衷於政治活動和政治話語，而我很不習慣。我也想努力跟上那個潮流，但發現跟不上，內心是懷疑的。我的一個同學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比我大三歲，因為家庭背景原因，他讀了很多內部書，了解的情況比較多。他是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跟我講了很多對當時政治的看法，我覺得他說得非常準確，這也是我對政治保持距離的重要原因。
記者：1949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在北大教師身上有何體現？哲學系是否有更突出的地方？
周國平：我沒有特別去了解過，跟那些老教師也沒什麼接觸。因為他們沒教過我的課，我也不是那種愛登門拜訪的人，所有不太好說。總的來說，教授們具體情況不一樣，有的比較積極主動，有的比較淡定，像金岳霖這類人就不太理那一套，而馮友蘭則有點積極。我沒有上過馮友蘭的課，但讀過他的《中國哲學史》，他是真學問。其實每個系都有非常激進的教員，也有能夠獨立思考者，而哲學系老教授比較多，師資力量非常強。
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質和氣質的
記者:你從北大畢業後，在湖南和廣西農村插隊、工作十年，期間對哲學問題的思考是否有停滯?
周國平:那時候就沒有什麼哲學思考了，都去搞運動了。但是自己仍然讀書，我喜歡文學，詩歌、小說讀得比較多，哲學反而看得少。我的哲學基礎，是恢復高考後為了考研究生而打下的。我當時很認真地看了一些西方哲學名著，做了詳細筆記，才對西方哲學的脈絡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我的專業課《西方哲學史》考了96分。
記者: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生階段，你很快在《未定稿》上發表文章，批判國內的哲學研究現狀，稱"實用主義流行，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在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上，片面地講哲學是為政治服務的"。這個覺醒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周國平:我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是蘇聯當代哲學，但很快發現，蘇聯實際上是沒有哲學的。我一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史達林時期，史達林時期對於哲學的批判也是意識形態化的，比如批判德波林、布哈林。我就寫了兩篇文章，提出要正確評價德波林和布哈林，發表在《未定稿》上。我講的是蘇聯哲學批判，但意指中國問題，哲學完全變成了政治，由領導人來對哲學問題做結論。時值改革開放之初，國內政治氣氛逐漸解凍，這些話都可以說了。我碩士生還沒畢業，就放棄蘇聯哲學，所以碩士論文和蘇聯哲學沒關係，我寫的是人性的哲學思考，那個時候開始了對尼采的研究和翻譯。
記者：1980年代是一個精神浪漫的時代，出現了三大「文化山頭」。你所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翻譯了大量西方哲學經典，包括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等。這些哲學書籍都非常暢銷，現在的人是無法想像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熱潮？
周國平：一方面是源於人們精神上的饑渴，很長時間沒有真正的精神食糧，沒有思想自由，能獲得的資訊非常單調，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些快餐式的指定讀物，所有文藝作品都要「政治掛帥」，對於西方先進的思想完全不了解。這些西方經典翻譯過來，大家都覺得新奇，他們強調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美學，將政治牢籠打破。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形成物質主義的風尚，大家對改革前途是非常樂觀的，都有一種理想主義激情，覺得自己可以為國家出把力，都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1980年代後，這一代人又被商業浪潮所吞噬，人們越來越關心個人利益，表達方式也越來越個人化，對國家宏大敘事變得淡漠。事實上，但凡「思潮」都不會長久，都有潮起潮落，但是哪怕時間很短，它也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喚醒一批人，會播下一批種子，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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