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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哲學科班出身的周國平一手寫哲學，一手寫散文，再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變成風格鮮明的周式哲理散文，俘獲了幾代人心。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的專訪時，面對將自己的一些哲理散文視為「心靈雞湯」的批評。 周國平坦然回應：如果把我的散文視為心靈雞湯，那說明他還不具備辨識的眼光。很多心靈雞湯的文字是可以模仿複製的，無非是講一點小故事，發揮一點小感悟，然後總結出一點小哲理，再抒發一下小情緒。它對心靈是沒有衝擊力的，不能喚起你的思考，而真正好的哲理散文對心靈是有衝擊力的，它突然打動你，把你內心最深處沒有意識到的感悟喚醒，這就是最好的一種閱讀體驗。它追問的是世界與人生的根本問題，要求人們帶著靈魂去思考和求解。
《鳳凰周刊》記者/徐偉
中國大陸當代作家中，周國平是獨樹一幟的。他不僅憑藉一手清新明快的「哲學散文」獨步天下，也總與現實世界刻意保持著距離，這個距離進可觀世相萬物，退可獨在小樓成一統。
你很少能在公共場合見到他的身影，但他的文章總會時常跳躍到你面前。
周國平
周國平是哲學科班出身，1962年進入北大哲學系。他的哲學道路是從枯燥無物的蘇聯哲學開始，但很快將其拋棄並轉向尼采，他在1980年代翻譯和撰寫的尼采著作，成為暢銷、長銷作品，為他帶來最初的名聲。此後與甘陽、徐友漁、陳嘉映等人一起創辦的「文學：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為當時聲名顯赫的「文化山頭」之一。
他一手寫哲學，一手寫散文，再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變成風格鮮明的周式哲理散文，俘獲了幾代人心。
2014年，他出版了演講集《幸福的哲學》與《人文精神的哲學思考》。2015年5月，散文隨感集《覺醒的力量》與《人生不較勁》出版了。年屆七旬的他仍然高產，我問他關於作家的生理年齡與創作生命的問題，他說藝術家或者哲學家是相對超越年齡的，只要思考是敏銳的、創作熱情是高漲的，心態就是年輕的。雖然沒有人能擺脫年齡的限制，都會走向衰弱，但他依然會按照自己的計劃閱讀和求索。
在狂熱年代稀里糊塗走進哲學大門
記者：你是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當時哲學跟政治關係非常緊密，北大哲學系是意識形態的重鎮，跟北京市委及中央有直接聯繫，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北大哲學系老師貼出來的。能否談談你上學時的情景？
周國平：我進北大的時候，正值中蘇論戰的高峰，政治氣氛異常緊張，北大哲學系是北京市政府定的「典型」，長期派人蹲點，大部分學生的政治熱情都非常高。那時，中央不斷發表評論文章，文章會在校園廣播，許多人聚在高音喇叭下聽。我當時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覺得他們很可笑，不知為什麼要這麼熱情。
當時報考哲學系的學生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理工科成績比較差，考理工科沒希望，只能報考文科，就選擇了哲學系；另一種是在中學時期當學生幹部，他們覺得哲學系的培養目標是從政，哲學系畢業後能當幹部，後來的確有很多人當了幹部。
我的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我的理工科成績很好；另一方面對政治不感興趣，中小學幾乎沒當過幹部。我是抱著做學問的目的進北大，當時對哲學也不了解，沒看過真正的哲學書。我之前只是將《毛澤東選集》看了好多遍，毛澤東說「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這句話指引了我報考哲學系。因為我既喜歡數學，又喜歡文學，上哲學系可以二者兼顧。後來我發現，雖然稀里糊塗地進了門，但還是進對了，我是真的喜歡。
記者：當時師生對待上課是怎樣一種態度？
周國平：很多老師都是糊弄事的，但也有水平很高的老教授，不過因為我們是低年級，老教授很少給我們上課。我記得老教授中只有心理學家程乃頤給我們上過課，而他們也有對付過於政治化的辦法，就是隨便應付，其實也沒有講什麼東西。當時所有的哲學課，無論是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都要用馬克思主義去批判，所以知識性和思想性都不強。印象中講得比較好的是張世英，他給我們講德國古典哲學，講黑格爾，條理非常清晰。
大部分學生都隨大流，熱衷於政治活動和政治話語，而我很不習慣。我也想努力跟上那個潮流，但發現跟不上，內心是懷疑的。我的一個同學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比我大三歲，因為家庭背景原因，他讀了很多內部書，了解的情況比較多。他是高幹子弟中的「叛逆者」，跟我講了很多對當時政治的看法，我覺得他說得非常準確，這也是我對政治保持距離的重要原因。
周國平
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質和氣質的
記者：1980年代是一個精神浪漫的時代，出現了三大「文化山頭」。你所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翻譯了大量西方哲學經典，包括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等。這些哲學書籍都非常暢銷，現在的人是無法想像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熱潮？
周國平：一方面是源於人們精神上的饑渴，很長時間沒有真正的精神食糧，沒有思想自由，能獲得的資訊非常單調，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些快餐式的指定讀物，所有文藝作品都要「政治掛帥」，對於西方先進的思想完全不了解。這些西方經典翻譯過來，大家都覺得新奇，他們強調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美學，將政治牢籠打破。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形成物質主義的風尚，大家對改革前途是非常樂觀的，都有一種理想主義激情，覺得自己可以為國家出把力，都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1980年代後，這一代人又被商業浪潮所吞噬，人們越來越關心個人利益，表達方式也越來越個人化，對國家宏大敘事變得淡漠。事實上，但凡「思潮」都不會長久，都有潮起潮落，但是哪怕時間很短，它也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喚醒一批人，會播下一批種子，這就夠了。
記者：你最早出名是因為翻譯尼采的著作，當時大受歡迎。眾多西方大哲中，你為什麼偏愛尼采？是否偏愛其批判性？
周國平：我碩士畢業後留在社科院哲學所，接觸到了徐梵澄先生在解放前翻譯的尼采著作——《蘇魯支語錄》《朝霞》《尼采自傳》《快樂的知識》，那時候我正在自學德語，覺得不過癮，拿尼采的原著來看，就很喜歡。後來和甘陽、徐友漁等人成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要做西方經典的翻譯，就開始翻譯《悲劇的誕生》《偶像的黃昏》等書。
我沒有特別明確的批判意識，我的批判不是具體針對某個體制，而是針對文化精神傳統。我認為政治體制是文化精神傳統的延續，這種傳統的特點就是壓制生命本能，壓制個性和自由思考。而人生的價值就在於有生命和思想的自由，我把這種受壓抑的直觀感受說了出來，客觀效果就成了一種批判。我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尼采來表達自己的這些想法，所以到後來「清除精神污染」時，這本書被作為典型，幸虧那場運動是短命的。
接觸尼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現在回頭去看，我的喜歡是有道理的，因為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質和氣質的。我喜歡想一些人生問題，又喜歡寫一些漂亮文章。尼采正是這樣的人，他能將許多大的哲學問題思考得很深，又文采斐然，所以一拍即合。
性格和興趣決定我不適合做鬥士
記者：你在今年出版的《覺醒的力量》中談到，哲學應該比時代精神更高，要對時代精神進行審視和批判，好的哲學應該是超越時代的。哲學家並非不關心時代和政治，而是說時代和政治應該是哲學思考的素材之一。
周國平：沒錯，如果哲學是時代的吹鼓手的話，那哲學就沒必要了。哲學對政治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哈耶克說，哲學是通過影響社會科學從而影響政治，社會科學的根本變化都是哲學提供的，包括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哲學家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像薩特那樣帶著學生走向街頭的哲學家，是很少的。
哲學家作為一個人，是不可能脫離時代的，也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但是作為哲學家，應該做得更多一點，站得更高一點。用尼采的話說，哲學家是時代的「養子」，他並不是時代所生的，他按照人類永恆的精神來生活，他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記者：相對而言，你較少參加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1980年代比，有沒有覺得自己的批判性變弱了？
周國平：相對而言，我對教育領域的批判較多。但我不會說應試教育的具體方法怎樣不對，或者說素質教育應該怎樣做，而是告訴公眾什麼是教育的本質，什麼是人文精神，教育應如何從人性出發。這就是哲學的角度。
其實我在1980年代也不是一個鬥士，我從來不是鬥士，如果要從我的文章里找批判的話，也就是尼采的那本書，沒有其他了。我在1990年代和20世紀初的批判還更多一些，包括教育問題和城市化問題。其實這並不是我特別喜歡和擅長的，但是要我做的話，我也可以做，我的性格和興趣，都決定我不適合做鬥士。知識分子應該按照自己的性情來做選擇，哪種知識分子都是不能缺的。
我研究尼采，尼采把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放在第一位，我談公共問題其實也是在談人生問題。但我不能一輩子做尼采研究者，我總得做周國平。
記者：有人批評你的一些哲理散文近似於「心靈雞湯」，你認為，它們跟「心靈雞湯」有何區別？
周國平：如果把我的散文視為心靈雞湯，那說明他還不具備辨識的眼光。心靈雞湯是可以批量生產的，是可以複製的，沒有獨創性的。如果用這個標準看的話，我可能也寫過一些這樣的東西，我不能說我的每篇文章都有獨創性，那樣也太自負了，可是我有相當多的文章不是那樣，是有自己獨特思考的。
人類的真理是共同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述真理，但是有高低之分。很多心靈雞湯的文字是可以模仿複製的，無非是講一點小故事，發揮一點小感悟，然後總結出一點小哲理，再抒發一下小情緒。它對心靈是沒有衝擊力的，不能喚起你的思考，而真正好的哲理散文對心靈是有衝擊力的，它突然打動你，把你內心最深處沒有意識到的感悟喚醒，這就是最好的一種閱讀體驗。它追問的是世界與人生的根本問題，要求人們帶著靈魂去思考和求解。
『本文將節選自《鳳凰周刊》2015年第20期總第549期《周國平：我從來不是鬥士，也不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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