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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平：找對一個和困惑和解的角度
時至今日，哲理散文仍然穩立於市場。
周國平哲理散文娓娓道來，仍然閃耀。他談生死，談孤獨，談品質，談做人，談幸福，談婚姻，談愛情，談永恆，談苦難等等。耳熟能詳的人生問題，經他詮釋，有了愛智慧觀照，也反映了一個哲學工作者的含藏無限。八十年代初，一本他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在文化知識界影響重大。最近，他結集出版一套26卷文集，從尼采著述到紀實哲理性文學作品，再到談話錄、哲理散文種種。在貫穿人類精神的高坡底窪中風流徜徉。關於他廣為流傳的哲理散文，有人冠以「心靈雞湯」之稱，他不同意，指出針對心靈的文字是有區別的，至少他的相當一部分文字是有著他自身體驗的。近期，他思考較多的一個境況是：覺醒。
「覺醒」是新時代靈性熱門用語。周國平對克里希那穆提那些共時性後現代事物並無興趣。誠然，他的覺醒不離信仰和智慧，也不免要來到人類的特殊意識形態探求。他和佛教濟群法師交流，成書《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覺醒，是書中風向標之一。
記者採訪周國平，發現出現最多的一個詞是：意義。
話題從哲學的當代狀況開始。
哲學在中國狀況？
周國平：這個時代可能不是一個哲學的時代，十九世紀下半期到二十世紀上半期可能是。但二十世紀下半期開始不是。哲學繁榮期是一浪一浪的，這一浪已經過了。存在主義和語言哲學過後，哲學大家如德國哈貝馬斯，關注的好像還是社會問題。現在政治哲學比較熱，這和時代特點有關係。說起後現代，我興趣不大，自從尼采以後，上帝死了，無意義本是一種痛苦，後現代是陷入了狂歡。
後現代好像把無意義做為結論肯定下來，就不用再尋找意義了，但意義肯定是多元的。
您好像是回歸了佛教傳統?
周國平：佛教是一個解決方式。我不是佛教徒，我知道我不可能成為一個佛教徒。
我也不認為佛教是唯一的解決方式。一個佛教徒基本上排斥了其它的解決辦法了。實際上我更看重人類精神傳統共同的地方，包括佛教、基督教、西方哲學、東方哲學，而且我不相信有最後終極統一的解決。佛教宣稱是終極的解決。
在《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中，您主要是充當了求知問道者的角色。
周國平：是的，甚至是挑戰者的角色，我質疑，提問，追根究底。
我不知道宗教最後能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解決程度。有些根本東西是無法解決的，譬如生死。基督教解決的好像徹底，它給了你一個無法實證的東西：靈魂不死。如果你相信它，問題就解決了。但是有哲學訓練的人很難相信，歷史上那些虔誠基督徒哲學家都是充滿了懷疑的。
佛教講無始以來，生命是一種無明，要解決生死問題就要解除無始以來無明，它有一套修煉功夫，我還沒意願去經歷這個。後來我知道，應如何跟種種困惑和解，基本上這個角度我找對了。
這是關鍵，找到角度後和解不是大問題。和解，不等於甩掉或取消了問題，我還會去想這些問題，還會去關注思考這些問題的大師們，但不會糾結，也不會期待有一天這問題不存在。
不管宗教也好，哲學也好，追求目標還是意義。
對於搞哲學的，其人生經歷重不重要？
周國平：哲學思考來源有二種， 一是自己感受經歷，它不一定是外在經歷，內在經歷也很重要，另一個來源是知識。很多從事哲學的人可能屬於後者。哲學就是學術嘛，當年我也寫尼采，翻譯過尼采。我選擇尼采(作為研究對象)不是從純知識出發，而是他表達的很多東西在我內在體驗里也是能找到的，但我肯定更注重前者。
我是普通人，和大哲學家不能比。但我更願意立足於自己感受去思考。純學術東西當然也有價值，你把哲學史上一個問題，圍繞它整理清楚，每一個哲學家什麼觀點，把它們做出一些比較，一些歸納總結，很多人是做這工作的。我不否認它是有意義的，但不願意把自己變成學術的工具。
我就怕功利性，(他們)為了自己某種利益，這個利益也是國家需要的，把它們結合起來去做。我在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多年，始終給自己做個定位：成為邊緣人。
您曾經有一本關於女兒札記的書暢銷全國，因此有條件邊緣化了?
周國平：什麼條件？我1981年去社科院哲學所，到96年才出版那書。在體制里只能從那條路上往前走，讓學術得到承認，得到地位，我發現憑我的性情是走不了的，障礙重重，最大障礙是心理障礙。中國體制有意識型態，有人際關係，這兩種都是我最討厭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社科院意識型態色彩還不濃，後來越變越濃。
後來社科院強調的是什麼呢？課題制，大學也好，研究機關也好，根據課題劃分等級，拿到高等級課題證明你是學術帶頭人，我拿不到的，哲學所的重點課題我都沒興趣，對於大多數哲學工作者來說哲學只是個飯碗而已。
如在西方，您可能成不了今天的周國平?
周國平：當然有可能。我現在這樣很好。我退出體制競爭。我感謝市場經濟，感謝開放社會。我的作品不需要單位認可，只社會認可就行了，而且它帶來的經濟利益，是一點可憐工資所不能比的。
您在《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中提到您青少年時期趕上文革，目睹好朋友郭沫若兒子郭世英慘死，因此受到影響，對組織行為退避三尺了?
周國平：我沒從這個角度想過。文革我也參加過某一派系，但對那一派系也是游離的，我絕對不會成為組織里的積極分子，一定是逍遙派。
郭世英是是一個天性健康，活潑自由的人，更看重人的個性和個體發展，認為活著要充實有意思，我欣賞他這個人。但那種個性在我們體制是沒有出路的，甚至是毀滅的。而我試圖改變自己，又發現改變不了。人是有精神本能的，郭世英和我都是精神本能特別強烈的人。
哲學家和政治保持距離我覺得是應該的，是理所當然的。當你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你不是作為哲學家的身份去了，是公知，哲學家可以是公知，但如果僅僅是公知，沒有超越那一面，你就不是哲學家。
我覺得自己這樣一種天性導致的結果對於一個哲學家來說是最合適的，是一種幸運搭配。
八十年代您開始出書，對星空和靈魂等等的哲思啟發了很多人。
周國平：中國人都有人性，原來人們是在體制下被壓制，強調社會性階級性。我的書立足於人性來談問題，表達了共鳴的人性。我從尼采研究找到突破口，後來直接表達自己的人生思考，少了學術東西，大量是所謂哲理散文。
為什麼要加「所謂」兩字？
周國平：因為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出哲理散文。哲理散文和哲學通俗化是不同的東西。它一方面是哲學知識、學術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是把自己體會到的那些東西說出來，有內在經驗。我也不是立志要做這工作，其實我開始寫哲理散文，是因為約稿，如《讀書》雜誌，我把讀書心得寫了，發表出來反響不錯，《南方周末》等也需要稿子，我寫得順手，就這樣自然地寫下去。
我覺得挺好，如果沒寫過這東西，我也就是一個在社科院用你們的話說，憋屈的不受重視的普通研究人員，做到退休了，同時給自己寫了很多日記。
可不可以用佛法分析自己人生如此顯相的?
周國平：決定命運的是：一，性格，二，環境，它們互相作用發生化學反應。按佛教說法，這兩者都是因緣決定的。
其實人的經歷，你回頭看是有線索可行，是連貫的。是性格在不同環境裡的展現，像米蘭·昆德拉所說：人在霧中行走，不知道前面等你的是什麼，霧散了這條路就是你的路。
當年您的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感動了千萬人。前幾年您還寫了另一個女兒啾啾的書，讓人感覺是妞妞的早死又得到了償還。啾啾，是個哲學早慧女孩。
周國平：我相信每一孩子來世上都是靈魂轉世。我還有個兒子，今年九歲，他繪畫天資特別。我這輩子最感謝是我的這兩個孩子，他們給我的太多了，我已經和兒子訂好計劃，將來合作寫一本書，文字是我的，繪畫是他的。
妞妞是在音樂方面出色，她的時間太短了。妞妞一個月時被查出惡性眼底腫瘤，專家一再告誡不能留(指做手術增存活率)，後來看她越來越可愛，再怎麼(後悔)也晚了。留和不留的問題，至今我解決了沒有？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妞妞事件給了您特別的素材，引發您對生命無休止的叩問?
周國平：讓我回頭選擇，我寧可沒有那種經歷。思考的人在人生中是不缺乏素材的，素材不是以這種面目就是以那種面目出現。
那件事發生後我的思考方向如何，也是不能設想。我的思考方向一直是比較明確的，是生命意義的問題。無論發生什麼，都會成為我的素材。我不知道素材發生重大改變會不會讓我的思考發生重大改變。但哲學給了我一大好處是，讓我有了比日常生活更高的立足點，讓我跟日常生活拉開一個距離。形象地說，哲學給了我一種分身術。一個自我經歷了妞妞等波折，另一個理性的我能跳出來看。
其實宗教也好，哲學也好，效果就是要讓人跳出來。
那您為什麼還去佛教尋找呢?
周國平：對我來說佛教是個思想資源，我不把它看成宗教。
如今哲學家都要去外面找資源變身發展了？
周國平：不是，中國哲學歷來有這傳統，他們去學習儒家道家，自從佛教傳來中國，學者們也都從中吸收東西。儒道缺少本體論和對最高問題思考，佛教則彌補了這一缺陷。但對我來說，只是個人對佛教有很大興趣。一直有預感，它可能是我最後的歸宿。
現在我開始做一件事，是關於十幾年前寫了一半又放下的學術著作，它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哲學過程中遇到一些什麼困難，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檢討中國文化的現實意義。對於中西比較、反思中國文化傳統，是中國人一百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我覺得人們反思中國為什麼貧弱，還是在圈子裡想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實際上中西差距絕對不僅是在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差距也很大，我想說明這個問題。
我認為中國轉型時期缺兩個東西，一，法治，二，信仰。我想把這個東西做出來，這跟社科院課題當然沒關係。
是習近平形勢下又可以回到學術狀態了？
周國平：我沒必要框住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