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VOOZH | about |
|
VOOZH | about |
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的主題講演，汪暉擔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維作為評議人出席，講座現場盛況空前。福山因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而享有盛名，目前任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高級研究員。
汪暉:有關「歷史終結」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關於這場講座的緣由，汪暉談到，福山出版於1992年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在當年曾經引起過巨大的反響，從那時候至今，有關「歷史終結」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不論人們對這個話題持有多少不同的意見，在冷戰終結以及後冷戰的世界格局裡，福山提出的這個命題，確實戳到了關鍵的要點，使得圍繞該話題的討論一直延續至今。
福山：中國需要更多的法治，而美國過多的法律造成了政治制度衰退
國家意味著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則構成了對於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
在講座中，福山首先簡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建立的理論框架。
他列舉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制（Accountability），並且提出，理想的現代政治制度是要在這三者之間達成一種平衡：國家意味著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則構成了對於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國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而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也明確地提出了「法治」問題，但中國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來，「法治」（Rule of Law）與「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著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著法律的地位是高於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級別的行政長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規則來運作，而不能為所欲為。
福山提出，問責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為寬泛，它不一定意味著代議制民主，而是意味著政府要對社會的公共利益負責。也就是說，民主選舉並不是問責制政府的必要條件。當前中國興起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政府能否變得更為問責化。
福山聲稱，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是能夠達到上述三要素之間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權，因為，如果只有國家能力，而沒有權力制衡的話，那就會演變成極少數人的專制暴政。但福山同時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國家能力，也會演化成另一種災難，就像在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發生的那樣，無法維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
福山進而提出，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一個關鍵區分是在於世襲制（Patrimonialism）與否，現代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非個人化的，並不是為了君主的個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而存在。但是，在不同程度上，現代社會直到今天都仍然遺存著某種「家產制」，因而有代際之間的利益傳遞，有引人矚目的腐敗問題。
按照福山的觀點，就現代國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的秦朝，因而，中國在國家能力的發展上要遠比西歐源遠流長。儘管如此，古代中國卻並沒有發展出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因而，其政治秩序是相當不平衡的，需要通過政治改革實現制度性的平衡。
基於上述觀點，福山對法治制度進行了文明史的追溯。根據他的研究，法治制度既不是起源於中國，也不是起源於歐美，而是起源於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文明，在這些文明中，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達，它作為某種超驗的力量，是高於政權、高於國王和皇帝的。
福山接著談到了法治在基督教文明的起源。在歐洲大陸，是由天主教會在羅馬帝國內部發展出相對獨立自主的力量，教會擁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同時又區別於世俗權力。教會的這種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對國王都構成了限制，因而它也是一種問責政府的權力。英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出於對帶有明顯偏向性的地方法的不滿，民眾向國王要求一種更為公正的法律，由這裡發展出了英國普通法的傳統。
依照福山的比較研究，在多種文明傳統中，都存在法治的觀念，而在這樣的對比中，中國政治傳統顯現出了其特殊性。中國並不存在那種教會力量，並沒有超驗的神聖性，雖然在唐代曾經一度佛教興盛，但從漫長的歷史時段來看，那只是曇花一現，因而，中國的政治傳統里並不具有對政府實行限權的資源。誠然，古代中國的每個朝代都有法律，但是，那主要是一套懲罰性的制度，也就是說，中國的法律傳統主要是刑法傳統，是rule by law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古代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權與法律的分離，這使得中國的傳統顯得與眾不同。
福山認為，中國傳統對於法治問題的突出貢獻，在於長期的儒法之爭。法家學者認為，基於人性本惡的觀點，人本能地想要違法，因而需要對違法者進行嚴厲的懲罰，對行政權力進行嚴格的監督。儒家學者則認為，沒有一種法律能夠普遍地適用於判定所有情形，必須依據不同的環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此，只有那些高尚而明智的君子，經受過良好的教育，才能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斷。福山特別指出，儒法之爭不只是中國獨有的爭論，其實在任何一個法律系統中，都存在類似的法治和人治之爭。
福山認為，在西方和中國形成了不同的歷史傳統。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複雜的法律系統；而在中國，則更多地仰賴於賢明的官員，以實現良好的政治效果。
到了近代以後，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晚清的維新變法，東亞國家都在向西方國家學習現代法治。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法制建設滯後於日本，在福山教授描繪的歷史圖景中，這一套法治制度，特別是民法制度，是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後，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才逐漸成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又將另一套與此前相異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國的政治系統。在「文革」期間，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一直要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才形成了某一種較為穩定的民法。福山認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關鍵在於，如何將這種更穩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憲法高度，以此來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國已經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舉出的一個重要例子是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方向是進一步推進法治化的話，那麼，在福山看來，美國的情況就正好相反，美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挑戰是在於，太多的法與過於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美國的法治制度是從英國的普通法傳統而來的，在美國，司法權高於行政權和立法權，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議會通過的議案。福山以19世紀的廢奴運動為例，說明改革的困難，美國的奴隸制在當時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也就是說，法律曾被用於保障農場主擁有奴隸，因而，首先要打一場傷亡慘重的南北內戰，然後才能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奴隸制。美國的很多富有爭議性的議題，從種族議題，到女性權益議題、墮胎議題、同性戀權益議題，它們的推進都因此困難重重。
福山指出，美國的情形不但與中國不同，而且和歐洲相比也存在著不同。歐洲人對國家並沒有特別的偏見，而美國人對國家有很深的不信任，這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點，而這個特點在制度上的體現，就是司法權高於行政權和立法權。比如，歐巴馬在2010年提出的醫療改革法案，在議會獲得了通過，但是，反對派的共和黨卻通過最高法院否決了這個法案。在這個意義上，福山認為，過多的法律阻礙了美國的政治改革。
福山提出，中國的政治傳統和19世紀下半葉的普魯士模式比較接近，二者都是絕對主義國家的君主制，但是，這個君主並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會受到官僚制的限制，而這種官僚制又是在一定的法律和規則之下運行的。在過去三十年裡，法的擴張是最主要的發展，法治的改革是主要改革方向。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勢必依賴於規則的透明化。福山期望，中國能有更多的基於規則的決策制定。
綜上所述，福山依據中美的不同國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國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國需要更為有效的政府權力。而這兩個方向都是統攝於他的基本理論框架之下，那就是國家、法治、問責制三個要素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