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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 11, 2026

中國女性與婚姻:新的角色,新的挑戰

2017/11/01 來源:艾壹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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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薩夫(David E. Scharff, MD)
翻譯:張潔
武漢,中國
2017年4月

【本文為今年4月份在武漢舉辦的2017 第五屆中國精神分析大會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女性委員會( COWAP )大會中大衛.薩夫(David E. Scharff, MD)的一篇發言稿,我有幸作為現場翻譯,一位美國夫妻與婚姻治療的資深專業人士眼中,來看我國目前家庭與婚姻的現狀,很是觸動,也有很多感悟,分享給各位。】

作者簡介:大衛.薩夫(David E. Scharff, MD),國際心理治療機構聯合主任,美國喬治敦大學、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精神病學臨床教授。與妻子吉爾.薩夫一同為國際著名的精神分析取向的婚姻治療和家庭治療師。他們關於客體關係治療的專著多達26部,包括《客體關係夫妻治療》,《客體關係家庭治療》,《客體關係性關係治療》等。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中國女性在婚前和婚後都面臨著諸多困境。我們先來看看婚姻選擇的問題:年輕人是怎麼找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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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父母包辦的傳統婚姻模式早已成為過往。在當今中國,如何結婚是個難題。一種模式是,西方式的自由戀愛——但這種建立關係的浪漫模式,在西方即便已有150年的實踐歷史,都不是太靠譜,更不要說在中國會有多少可靠度。

西方國家過去有宗教結構來維持婚姻,但當前這種體制的影響力也在逐漸消減,離婚率已高達50%。

在中國,自由戀愛這種方式被認可的時間並不長,我所了解到的女性的擇偶標準多為某個小伙子是否會賺錢,對於農村出身的女孩子來說,對方是否有較高的學歷。

但在西方,人們會有一種共識,即良好的婚姻不僅建立於經濟、背景等意識方面,還取決於婚前雙方潛意識水平的契合度測試。我們所見到的很多對夫妻都沒有通過這項測試,由於欠缺這種潛意識心理結構的契合度,他們深陷婚姻之苦。

2000年,伊利諾斯州立大學社會學家皮門特爾(Pimentel)進行了一項針對中國婚姻滿意度的調查研究,徵集了年齡範圍在20至54歲之間的2000多名女性。

她發現,有兩個重要因素,典型的中國特質——父母對伴侶的認可度和婚姻是自由戀愛還是協商決定。同時,她也發現,西方女權主義的觀點,如行為更平等、工作和決定的分配、相處態度等都能夠提升婚姻質量,但更適用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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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一樣,孩子成為降低自評婚姻質量的相關因素,有時部分歸咎於逐漸嚴重的家庭角色不平等性。

個人選擇的婚姻比協商婚姻更傾向於幸福。與男性相比,女性在有孩子之後似乎更少表現對婚姻不滿意,男性則感覺到妻子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孩子的身上(Pimentel, 2000)。

但作為心理治療師和分析師,不同於社會學家的統計數據,我們更習慣於看個案。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些臨床案例。

一位事業成功的女性仍然對自己充滿強烈的不確定感。婚後,她的丈夫在事業上因失誤而虧損一大筆錢,即便在之後又賺回更多,她由於內心缺乏穩定與安全感,仍然深感被背叛。

這件事激活了她從父母那裡延續的不安全感,他的父母雙方在青少年時期都被下放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同時,她對自己5歲的兒子也特別缺乏安全感,比如當看到自己的孩子一個人在幼兒園操場上,老師沒有關注他時,她自己內心的不安全感被強烈激活,在對孩子的擔憂中暴露出她自己令人痛苦的脆弱。丈夫說什麼都無法完全安撫她。

【這裡譯者想說一句,這裡薩夫提到的這位女性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忽視」後,焦慮地到直接到幼兒園去把孩子接回家了。這也算是比較極端的情形了。

而日常,當孩子在幼兒園,我們在視頻里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各種狀況時,說不擔心的假的,尤其是第一年,可進一步,有多少爸爸媽媽是按捺不住內心的擔憂,直接用各種行為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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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妻子,丈夫整天在外應酬晚歸,拒絕和她一起討論家庭經濟問題。她轉向從自己處於青春期的女兒那裡尋求安慰,當她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時就把這種絕望感強加給女兒,讓女兒去跟丈夫交涉,直到女兒開始出現「幻聽」——耳邊總是有父母吵架的聲音。

另一位女性,一位醫生,嫁給了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男性,以一種職業培訓的模式來訓練丈夫遵從自己,丈夫逐漸發現自己稱為她的複製品和僕人,從不敢違抗她,但在內心卻同時壓抑對她控制自己的憎恨。

我所訪談的這些夫妻的臨床案例並沒有涉及到成功的婚姻,比如妻子感到來自丈夫的尊重與愛,丈夫努力工作並給予妻子個人空間,並擁有自己的成就,同時一起愛自己的孩子。但事實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美國,健康的家庭很少會到臨床機構尋求我們幫助。

這些年,在中國的心靈之旅中,我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家庭。有一些家庭和我在美國接觸到的非常類似,但我們仍然需要來看看在中國,基於本地的文化和歷史所形成的中國女性在婚姻中的體驗有何獨特之處。

數世紀以來,中國女性即使是地位很高,仍然處於男性之下——君主、父親、兒子。歷史中,女性需要裹腳,擔負勞力和生育的職責,來支持大家族的意識形態,或者忍受婚姻中一妻多妾。女性作為附屬品被送給丈夫的家庭。

童俊醫生的文章中寫道,很多現代中國女性,心理構架中仍然保留歷史上的觀念——感覺「女性什麼也不是」(童俊,2016)。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些情況在徹底變化著。毛澤東主席的經典語錄「婦女能頂半邊天」,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即便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仍然由黨組織來決定誰結婚誰離婚,對婚姻的忠誠意味著對黨的忠誠,因此儘管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夫妻對於婚姻和生活的決定權仍然被限制。

不管怎樣,從這段時間開始,女性的地位在不斷增強,包括隨後獨生子女政策對女性地位的提升也起到了預料之外的促進作用。

儘管家庭成員仍然偏愛男孩子,女孩子的出生會帶給家庭一些失落感,或者甚至會把女嬰送給別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導致的一個社會現象是男孩子和年輕男性越來越多,女性因為數量的短缺而顯得更珍貴,而對於男性,如果還沒結婚就是一場災難。

當然,我個人對已婚女性的臨床訪談局限在中產家庭,但我仍了解到在鄉村,適婚女性的相對不足推高了新娘的聘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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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家庭有幾個兒子,這個標準可能會更高,因為女方的家人知道,丈夫的家庭還得去承擔第二個兒子結婚的費用(美國企業研究所關於中國人口及婚姻的會談, 華盛頓,2016.04.02)。

與性相關的改變也構成影響女性婚里和婚外的另一個因素。傳統上,女性的愉悅感與男性對性的權力相比顯得無足輕重,包括對事業有利的慣有的妻妾制和婚外情。

但和西方一樣,性革命也出現在中國。儘管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宣布,性是為了生產而不是愉悅,但獨生子女政策現在卻開闢了一個新領域,性不僅僅是為了生產。

「未寄出的情書」的時代發生在30多年前,如今網絡的普及對甜情蜜語的傳播預示著性的愉悅感這一觀念的覺醒,並且不僅限於男性。如果性不再只是為了生產,那麼它的愉悅感的方面則會凸顯出來。

突然,女性的平等權開始意味著她們在體驗性的愉悅感上有著與男性同等的權力。她們也可以有情人——儘管女性並不總是會有婚外情。

不管怎樣,年輕的已婚女性仍然感到性的不平等,更多時候感到她們被迫去滿足丈夫的性需要。但同樣,她們也更重視性愉悅感,與過去相比,會更加將性的不滿足感視為婚姻中的缺陷(Jeffreys, 2006)。

然而,伴隨這種平等,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複雜性。伴隨35年獨生子女政策的推廣,女性在現今的中國地位越來越重要。

她們真的頂起了半邊天(在很多方面她們都必須做得很好)。由於適婚女性的人數不足,意味著她們常常能夠來選擇丈夫。但她們如何在這樣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中堅守自己的定位做出決定呢?

很多男性作為家裡的獨生子,從小被當做「小皇帝」在父母的寵溺中長大。雖然女孩子們也有類似情況,雖然總是會有例外,但她們似乎並沒有如此普遍存在的自戀。

這裡,有一個臨床案例描述了這個問題,一個20多歲的孕婦從丈夫手機里發現他跟很多女性有曖昧關係。

她作為家裡被寵愛的女兒,強勢的媽媽教給自己不需要為自己的利益盡哪怕是舉手之勞,而她的丈夫呢,作為家裡被寵愛的獨子,渴望著一個同伴和母親的替代者來照顧自己,就像母親面對消極的父親,更喜歡自己。

摻雜著這些趨勢的同時,中國歷史中的創傷仍間接影響著很多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直接經歷了大饑荒和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很多祖父母輩的人失去了接受教育或者開拓事業的機會,很多被送到鄉村遠離父母被其他人帶大。

一位50多歲的男性,娶了一位年齡比自己小很多的來自鄉村的女性。他在青少年期下鄉接受再教育,他不曾意識到自己對母親的渴望。

而妻子,是來自鄉村的一個家庭,作為最小的孩子被寵愛。她認為,嫁給一個年紀大的人家庭地位自然就會很高,而不用關注丈夫的需要,包括性。

有很多年輕的已婚女性(和男性),身上承載著父母自己的夢想。這種觀念帶給年輕的家庭無可言說的巨大壓力。這也會導致年輕女性會感到生孩子的壓力,似乎父母更在意自己是否能夠得到一個孫子/女,而不在意這個年輕的家庭婚姻生活質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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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有很多女性選擇單身,以避免自己的婚姻成為滿足父母對孫子/女渴望的工具。一些年輕的女性,結婚後不想要孩子,認為從自己的父母身上看到帶孩子意味著犧牲自己生活的一切。

很多人不希望婚姻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擔,因為當自己的父母進入老年後會缺乏可靠的經濟保障。當很多老一輩父母希望有兩個或更多的孫子/女,現在政府已放開獨生子女政策,很多或者大多數年輕女性仍表示只想要一個孩子,或者最多兩個。

養孩子很昂貴,並且會阻礙母親事業的發展。與亞洲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出生率在下降——導致其他顯著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不足(Eberstadt, 2013)。

中國女性在婚姻中面臨著新的挑戰,正如她們的丈夫同樣面臨著新的、不確定的壓力。中國的離婚率和西方一樣,也已達到50%。雙方所應對的壓力不僅來自夫妻如何解決問題,還包括離婚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

即使中國已有成文的婚姻法,但分配不均似乎仍然會導致非常多的不確定和焦慮。不管怎樣,現在幾乎不存在法律上的顧慮來忍受一段痛苦的婚姻。

我所談到的所有這些因素影響著前來尋求治療的已婚女性。每位女性在婚姻上都有著獨特的體驗。因此去理解他們生活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幫助我們的病人意識到問題如何產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希望這些內容對你們在這項重要的工作上能夠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Eberstadt, N. (2013) China’s coming one child crisi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6, 2013.
Jeffreys, E. (Editor) (2006)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imentel, E. F. (2000) Just how do I love thee? Marit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2, No. 1 (Feb., 2000), pp. 32-47.
Tong Jun (2016) Mother, Infant, and Woman’s Identit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Vol 2. Pp. 97-104.

【工作經驗】

2007年開始在精神科工作,2011年開始從事心理治療。至今積累個案3000+小時. 2008年起長期系統接受德/美精神分析師/督導師精神分析自我體驗.

【翻譯經歷】

中國-美國高級精神分析培訓項目主要翻譯,2008年開始從事精神分析培訓項目大會及團體專業翻譯,《自我的智慧》一書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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