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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ZH | ab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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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笑瑩
口述 | 謝天笑
編輯 | 安西西
一
小時候我特別不喜歡自己的名字。
念小學的時候我愛調皮搗蛋，加上我們老師還是個壞人，對，是真正的壞人。他經常打我，打我們這些學習不好的學生，各種拳打腳踢、大雪天被罰站操場、有一次我差點死在他充滿煤氣的辦公室。那時候我們老師總給我取外號，取笑我：還謝天笑，你朝天笑吧！」所以我就覺得自己的名字太顯眼，我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特別是每當有成年人喊我，我第一反應就是：「我怎麼了，我又怎麼了。」
說真的我有點記恨我的老師，但也是因為他才造就了我什麼都不怕的性格。
到上中學的時候，家裡花了高價擇校費把我送到當地最好的學校，所以我下決心不能讓我父母浪費錢，我得一定要好好學習，對得起他們這樣培養我。開學前我一直特別開心，因為新班級的同學來自各個小學，我覺得自己一定可以重新開始，做個好學生。
第一天報到年級教導主任要例行公事的去每個班講幾句，他一來我們班就站上講台特別正經的說：「我們現在是一個新的環境，所有的同學如果你小學的時候學習成績不好沒關係，以前的基礎不好也沒關係，只要你們從初中開始好好努力，你一定會跟得上，從而變成一個好學生。」
我坐在下面，心裡想：「對，我就是這樣想的。」結果他馬上就說：「但是呢，在小學的時候有很多同學都是一些害群之馬，雖然他們現在升了初中，但他們依舊會害人，我們絕不能讓這些人混在我們的初中里，一隻蒼蠅毀了一鍋粥。現在我說到誰的名字誰就站起來，讓大家都認識認識，這些人大家以後一定要注意。」
當時我在下面想：他肯定不知道我。結果他第一個就說：「謝天笑你站起來，讓大家看看你，同學們可都要小心這個同學。」我就想我怎麼了，我太難過了，我當時就哭了。從那一刻起我跟自己說：謝天笑，你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好學生了。
真的，那個時候我的自尊心真的被徹底摧毀了，我沒有任何自尊心可言，我那么小就受到了那麼嚴重的侮辱。所以現在有人罵我，或者是一些不認識的人在網上詆毀我，我覺得這算什麼呢，這什麼都不算。相反我怕的是感化，我怕承受的是愛。
對我好的老師只有一位，就是我教我畫畫的朱老師，他對我真的很好。我記得很清楚我小時候下課以後要去美術班學畫畫，有一次我看見我班主任從對面走過去，我馬上就藏起來了，我說朱老師你一定要擋著我，他（班主任）看見我會打我的。因為他會問我，你怎麼放學不回家，第二天還會找我麻煩。
沒多久我就不念了，臨走前我砸了我們教導主任的窗戶，我恨他。然後我被家裡送到工藝美校讀中專，那個時候我下決心，如果有老師再侮辱我我就動手，幸運的是再也沒人那樣對我。工藝美校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山藝（山東藝術學院）畢業的，有的還喜歡音樂，所以我過得還挺開心。
不過沒多久我還是被勸退了，然後發生了那事。
退學回家沒多久我有四個朋友就犯了法，兩個跑了，兩個被抓了。跑了的兩個人來找我，讓我把他倆藏起來，我就把他倆藏在我另一個朋友的家裡。期間警察來找過我，問我他倆有沒有找過我，我當然說沒有。我一直都是特別夠義氣的人，所以我也一直都有特別好的朋友，包括同學之間，雖然我們老師總說我壞話，但都沒人相信。
不過後來他倆還是被抓了，因為他倆愛看電影，警察就在電影院門口守著。被抓後警察問他們這幾天你們藏哪了，他們就說是謝天笑幫我們藏的，然後警察就急了，也把我給抓了。我算是犯了包庇罪，後來還被起訴，不過我當時只有15歲，法院就判了我監視居住半年。監視居住其實就是被軟禁在家，我就算出門理髮吃飯或者去外地都要和警察請假，或者是有父母陪同，因為警察必須隨時知道我的情況。
我之前都是每天跟一大幫「壞孩子」在外面玩，被監視居住後我真的太無聊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一個朋友郭二，他有一把吉他，我就想借來解解悶。然後我讓我弟弟去找他，告訴他我想借他的吉他，第二天他就把吉他給我送來了。
一聽到吉他的聲音我就不行了，太好聽了，我好像著了魔一樣開始每天坐在家裡練習，除了吃飯，除非鄰居嫌吵，我爸逼著我關燈睡覺，我時時刻刻都要練琴，就連睡覺我都抱著它。當時我就想，這把琴要是永遠都屬於我該多好，我不想還回去了。結果那之後我就真的再也沒見過郭二，誰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一直到現在。
直到後來我遇到了搖滾樂，我覺得它就像一件合身的衣服穿在了我的身上，我可以穿成這樣，我可以玩電吉他，我可以演出，我可以自己寫歌，我覺得搖滾樂就是上天給我的禮物。就像那把我再也還不回去的吉他，可能冥冥之中做搖滾樂就是我生命中的宿命，讓我有一種使命感。
當時我在老家認識一位教古典吉他的老師，他介紹我認識了一位他的朋友，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說我要是想去北京可以先找他。18歲之後我就決定要來北京做搖滾樂，然後我也真的找了他的朋友，所以一到北京我就去了魏公村，住在軍藝的寢室，開始每天學琴、喝酒、跟朋友們一起玩。
那段日子特別快樂，大家都沒錢，都靠互相借錢過日子。我借錢倒不是為了生活，更多的是去喝酒去玩樂。有時候我沒錢了，就給我一個朋友打電話，然後打車去找他，他過來給我付車費，我去他家住幾天，離開的時候再把借來的錢帶走。之後我也去畫家村住過，那裡有特別多的藝術家，現在他們都非常非常有名，那時候我也跟他們玩。反正哪好玩我就去哪住一段日子，每天都能跟朋友們一起喝酒一起練琴聊音樂。
那個時候的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我沒覺得怎麼樣，更不覺得苦。因為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生活，你自己就要面對，為什麼要用這種生活來博得別人的同情呢？既然你選擇了這樣的生活，你就去好好的享受它，很多人可能很有錢，但他做的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世界上不會有完美的東西。
2000年，樂隊發行了第一張專輯《冷血動物》。那個時候我們還趕上了最後一批磁帶熱，專輯發完我們每個人分了不到一萬塊錢。當時我住在姚家園，常常交不上房租，但我還是買了車。我買了一輛二手吉普車，2020，不知道你們見沒見過這型號的車，它真的太漂亮了，可以把車棚子去掉，特別酷。後來我去了美國，就又把它賣了。
發了第一張唱片後美國的西南偏南音樂節邀請我們去演出，這個音樂節在奧斯汀舉行，整個城市都是演出，戶外、Livehouse、劇場，加上一些電影播放和各種藝術展，我當時就覺得，這地方太好玩了，美國太好玩了。當時我們在美國每演出一場就能靠門票掙到100美金，而在中國做搖滾樂根本掙不到錢。我就和我們樂隊當時的貝斯手李明說，咱們要不就去美國吧，正好他當時的女朋友也在美國。
我和李明到了美國先是住在舊金山附近一座特別漂亮的小鎮蒙特利。我們每天就好像生活在大自然中，開車在路上偶爾會看到樹邊有一隻美洲豹，海邊還能看到鯨魚，那感覺美好的像似幻覺。然後我們還養了一隻狗，每天睡醒了就開車出門，特別舒服。
過了幾個月我就覺得這樣不行，這裡可以玩，但要想發展音樂還是得去紐約。我就跟李明說，咱們還是去紐約吧，李明問我：那咱們去了住哪？我說要不這樣，我先過去看看情況，要是靠譜的話你就過來。
當時我英語特別不好，但我也不怕，那種新鮮和刺激感就像我當年去北京時一樣。
到了紐約我一個畫畫的朋友去接我，在機場我找他花費了好長的時間，然後他那時候還沒車，借了朋友的一輛車來街我。當時坐在那輛小車上我就意識到：紐約不好闖蕩。當天晚上我在朋友家打了地鋪，他那個小屋子特別小，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門去找房子。
房子找好後我就不剩多少錢了，我說我必須得先想辦法掙錢。趕上那時候911剛過去不久，美國的工作機會特別少，我也不會做什麼，就想著要不就去洗盤子吧，電視裡都這麼演的。李明還跟我說，你去洗盤子別被人給抓住了，人家會以為你是非法移民的。我說那也沒辦法了，我去看看，也許還挺好玩呢。
我真的找到了一份洗盤子的工作，還是一家台灣人開的餐廳。但前一天晚上我去一位美國朋友家喝酒，喝了一夜，把第二天要去上班的事都給忘了。天要亮我才睡著，結果我那位朋友馬上就叫醒我，說你不是該去上班了，我一下就蹦起來趕車回紐約。等我坐地鐵到約定的地點才知道，我們工作的餐廳不在紐約，而是在紐澤西。
我就和一些墨西哥人一起坐了很久的小巴來到紐澤西一個特別偏僻的地方。到了之後大家都去地下室換上工作的制服，那時候是冬天，大家都把自己的衣服脫光了，就我一個人穿毛衣，他們提醒我說工作的時候特別熱，讓我別穿這麼多，我說沒事，我冷。
洗盤子的工作真是特別特別累，一批一批的髒盤子運過來，我要把它們先插在洗碗柜上，用水槍沖洗，然後拉一下那個過濾器，這批洗完再換下一批。中間我還得做米飯，一勺好米，一勺不好的米，給我幹得都不知道鍋里倒底裝了幾碗好米幾碗不好的米，我真是暈了。
和我一起的那些墨西哥人體力特別好，不僅能洗碗煮飯，還能倒垃圾。我們大概幹了十個小時才下班，我跟老闆說我明天不來了，我真的干不動，你們找別人吧，今天的工資你也不用給我。那個老闆人還挺好，他說你別後悔，這份工作很多人都等著干呢。我說我一定不後悔，因為我是真干不動。本來一天的工資是30美金，但他給了我40美金，我說那咱們交個朋友吧，以後我和朋友來玩就到你這吃飯，他說好。
回城我又去找了昨晚一起喝酒的那位美國朋友，他也是做音樂的，正好他有把不用的吉他，他就說我把琴借給你，你去唱歌吧，唱歌也能掙錢。
第二天我真就抱著吉他去地鐵站唱歌，我什麼都唱，瞎唱，很快就能掙到40美金，多的時候能有100美金。但我有個標準，只要超過40美金我拿包就走，因為我洗一天盤子也就40美金。
美國的計程車都是林肯，我就打一輛林肯出去玩，去看演出、找朋友喝酒，然後再打車回我的住處法拉盛。
大概呆了三個月吧，我也玩得差不多了，就回去找李明。本來我是想留在那裡的，但因為一些原因我還是選擇回國發展。首先我當時的女朋友、現在已經是我太太的她是義大利人，她喜歡中國的文化，不喜歡美國。其次，我們樂隊當時和京文還有一張唱片約。再有就是在美國做音樂要比在國內難得多，做個小樣都很麻煩。最重要的是，我當時之所以會走是因為中國九十年代末的搖滾樂環境太差了，幾乎瀕臨死亡，所以我就想，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它，而不是逃避。
我下決心回國，做了第二張唱片，而我的生活也因為這張專輯一下就改變了。
第二張專輯《X.T.X》是在2005年3月發行的，10月的時候我們在無名高地辦了一次專場演出。當天人太多了，多到演出前我都打不開門擠不進去。等我一進去全場都歡呼，場地里還在放著我們新專輯的歌，我發現大家也都能一起唱。雖然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批牢固的基礎歌迷，但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的專場也能有這麼多人。我非常開心，但沒有那種我終於成功了的感覺，我就是想好好演出。
記得第二年我們去西安演出的時候是夏天，因為現場的人太多，整個場地變得跟桑拿房一樣，台下的歌迷們全都渾身是汗，我們在台上就更不用說了，汗出得就像一盆盆熱水衝下來一樣。而且只要我們的吉他稍微一出聲，下邊就全瘋了，那感覺太好了。等我們演出結束一出門，都覺得冷，裡面的溫度實在太高。
這之後我們的好朋友鐘聲就給我們做了一系列規劃，因為他在五大（唱片公司）幹過，對宣傳包裝這些都有了解，所以我們也開始有章法的去做計劃和營銷。比方說我們以後就不在北京演Livehouse了，在北京我們只演音樂節，所有的小演出都放在外地，之後我們憋足了勁準備第二年在北京展覽館開演唱會。
記得那時候鐘聲跟我們說，以後你們去音樂節演出就要2萬一場，我說那不行，人家肯讓我們演就很開心了，不能要這麼多錢。他說你不用管，你就開這個價，事實證明我們還真掙了不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在物質生活上也開始有了變化。
之後我們在劇場、劇院、體育館都舉辦過演出，第三張專輯《幻覺》也在2013年發行了。這期間我一直在做各種嘗試，不僅是在音樂中加入了古箏的元素，或者辦一場和交響樂合作的演出，我一直想如何將京劇與搖滾樂做一個很好的融合，不過我一直沒有找到特別好的方式。最近我在跟Mickey_Zhang一起排練，之後我們會在一個音樂節上做一場電子樂現場的演出。
我這幾年的改變其實挺大的，之前都是一沒事就跑出去玩，浪費過太多時間。我認為我放在音樂上的時間遠遠不夠，現在好了，除了演出和陪伴家人，我的時間基本都放在音樂上了。
我真的特別感謝搖滾樂的出現，如果沒有它也許我現在也進監獄了。記得前幾年我回老家的時候，我的一位發小正好刑滿十年釋放，我給他打電話約在我們小時候經常一起玩的樓上見面，他大老遠往這一走我就認出來了。
一見面他就問我，你現在到底在幹嘛啊，怎麼變彈吉他的了。我說是，從你進去後我就開始彈了。他就跟我說他在勞改隊裡的時候，同隊一個新進去的哥們給他聽一盤磁帶，說這就是搖滾樂，特牛X。結果他一看磁帶的封面是我，就問他，這人是不是叫謝天笑。對方說對對對，你都進來十年了，怎麼會認識他。我說這是我發小，我跟謝天笑是從小一塊光屁股長大的。他那個隊友還不信，說人家在北京，你怎麼會跟人家玩過。
我就跟我這發小說，下次你倆再見面讓他給我打電話。結果我回北京好長時間後他真給我打電話說：天笑啊，你等會兒，你告訴他你是誰。我就跟那哥們兒說：你好，我是謝天笑。那哥們兒還是不信，我就說我的聲音你聽不出來嗎？他一聽，說：好像還真是你，那等你回家咱們一塊喝酒啊。我就說好好。
今年我們樂隊發行了第四張專輯《那不是我》，為了這張專輯我們一路從北京飛到米蘭、佛羅倫斯、都靈、威尼斯、洛杉磯，從錄音到混音再到最後母帶處理，我們真的去了所有適合我們這張專輯的（錄音）棚。
能有這次機會主要緣於我們工作室簽的一支義大利樂隊，大章魚。他們聽過我們這張專輯的幾首小樣後就說：我們認識一位特別厲害的製作人Marco，雖然他是美國人，但他是義大利籍，而且他製作過的專輯與你們這次的音樂風格很相符，你們可以找他合作。
與Marco的合作非常順利，而且我們所有合作的團隊都是頂級的。這是一張有點「沉重」的專輯，但依舊有我之前音樂中的「黑色」基調。我覺得也許喜歡我過去那些歌的人未必能接受它，想要聽懂理解它就必須多少懂點音樂或是平時聽的音樂體量要大。
我覺得這就是一張非常偉大的專輯，它不僅拔高了這個行業對音樂品質的標準，我甚至認為它把我帶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更把整個搖滾樂帶進了另外一個時代。
專輯做好後我先給楊坤聽的，他的音樂風格跟我完全不一樣，所以我會給他聽，還告訴他：你一定要告訴我你喜不喜歡，是不是真喜歡。楊坤就說：是真喜歡，這張唱片的品質特別好，跟過去所有的專輯都不一樣，充滿了黑色的神秘感。你這銀子沒浪費。
我還給WHAI樂隊的鼓手劉淼聽了，他是特別愛挑毛病的人，但他對音樂的判斷力很好。
當然我還給沈黎暉聽了，他平時總喜歡打擊我，而且他跟劉淼一樣都愛挑別人毛病，很少說人好，尤其是對我。結果他聽完這張專輯後說他特別喜歡，我就說：別啊，你得打擊我。他說真挺好，是真好。他覺得這張專輯的整體水準都提高了，而且這張唱片還會幫我再上升到另一個階段。
本來做宣傳時我們想發布的第一首歌是《烏雲的心意》，但那天在公司開會，我無意中就給沈黎暉聽了《最古老的舞蹈》，他就覺得應該先發這首，因為這首歌的詞、旋律、包括我的演唱都有特別大的突破，特別是在唱法上是有高音、低音和破音的。所以沈黎暉說先發這首，既有我之前的特點，又有新的變化。
其實真正對這首歌起到至關重要的人是我們樂隊的鍵盤手張彧，要不是他的堅持也許這首歌就死掉了。當時我們在佛羅倫斯已經錄了9首歌，所有歌的貝斯和鼓都錄好了，但就是這首歌還沒有產生，只是有個動機。我就想算了吧，可有可無的東西，而且我實在是太累了。
我們從錄音棚出去休息抽菸的時候，張彧就說我們一定要試試，再試一試。沒辦法，休息完我們又繼續試，慢慢地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覺，我發現我真的太喜歡這首歌了，然後我馬上就寫好了詞，和樂隊與製作人Marco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這首歌的製作完成了。我當時有一種很遺憾的感覺，因為我覺得任何美妙的旋律都會有結束的時候，這個感覺就是會讓我感到遺憾。
《最古老的舞蹈》這首歌最早是我和我過去在山東一起玩樂隊的幾個朋友做出的一個動機。當時我們喝了酒，也是隨便玩胡亂唱，結果回來後張彧就把它整理了出來。當時他就說這是一首特別好的作品，值得去發展。所以在製作這首歌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嘗試，你會發現它裡面有特別多不斷變化的旋律，不是像通常那些歌一樣有AB段，副歌反覆唱。
這首歌做出來的時候我在義大利，我馬上就給我的妻子聽了，她不是搞音樂的，也不懂唱片是怎麼製作的，她聽歌全憑直覺。聽完《最古老的舞蹈》她就說好聽，她特別喜歡。
我這個人特別喜歡跟人分享我的作品，而且我給別人聽的時候，我一定要給他帶上耳機，然後把音量調到合適的大小，或者我帶他來工作室聽。其實一會兒也可以給你們聽一聽。
本以為可以提前聽到謝天笑的新專輯，但不幸的是因為北京連續暴雨，他家房頂進了水，電腦鍵盤因為滲進去的水變得不靈敏，沒法解鎖電腦屏幕，我們也就沒能得到這次先聽之機。
採訪當天是下午，謝天笑剛剛睡過午覺。從臥室出來他先是用手攏了攏自己的頭髮，然後與我們一一握手說：我其實是挺內向的人，平時不愛多說話，今天剛睡醒正好有勁，能多說點。
我們也開玩笑道：咦，謝老師，您好像胖了那麼一點呢。他馬上笑著說：是嘛，太謝謝了，我這個體質胖也胖不出多少，但也不會再瘦了。
當天謝天笑穿了一件黑色襯衫和一條深棕英倫格子褲，先是與我們對面而坐，招呼我們抽菸喝水，然後簡單的介紹了這間兼具工作與居住的房間。轉了兩圈後，他選了一個舒服的葛優臥坐在我們側面。整個聊天過程謝天笑都會以照顧我們的感受為先，手機不停震響多次他才會看一眼，並且會說一句：不好意思，這個消息我必須馬上回復一下。
這並不是一次很「酷」的採訪，因為生活中的謝天笑與舞台上那個暴烈、不顧一切的形象截然不同。幾年前他就開始隱隱約約地長一些白頭髮，現在他依舊骨骼精奇，頭髮不長不短的散著，有些邋遢也有股超然於物氣質。但其實他是個十分可愛的人，講起自黑的段子能讓你捂腹笑上小一陣。
採訪結束送我們出門的時候，我們看見謝天笑家小院內瓜熟落地黃瓜柿子，他認真的說：你們帶點走吧，都是自己種的，健康。再說你們來一次也不能讓你們空著手走吧。
回去的路上，謝天笑的助理跟我們說：「平時謝老師很喜歡自己做飯，每次叫我們來他家吃飯的時候都會先給我們講述一遍他做飯的整個過程，從他拿起刀嚓嚓的切蔥花，到油鍋慢慢變熱冒起泡泡，再到把蔥花撒進去發出噼里啪啦的沙沙聲，很多時候我們還沒吃到菜呢，光聽他說就能饞的半死，不過謝老師做菜也是真的很好吃。
人物 | 對話：吳彤的「無」
人物 | 一個獨立音樂人的日常
